他為何成為唯一一位日本八路出席抗戰勝利大閲兵

95歲的小林寬澄,是日本目前僅存的兩位日本八路軍老戰士之一。還有一位叫前田光繁,今年98歲,已在老人院裏靜養。小林先生已經接到了中國政府邀請他出席9月3日抗戰勝利70週年大閲兵的請柬,他將作為唯一一位日本八路軍老戰士出席這一盛典。

他為何成為唯一一位日本八路出席抗戰勝利大閲兵

2008年温家寶總理訪問日本時,這兩位老八路受邀出席歡迎晚宴,温總理特別走到桌前問候他們。《環球人物》特約記者當時在場,為他們拍了一組紀念照片。

過去這麼多年,記者一直很想去採訪他們,聽一聽當年當八路的故事。苦於找不到他們的地址,這一心願,一直到今年——抗戰勝利70週年,才得以實現。

小林寬澄先生的家位於東京都練馬區一個靜謐的老住宅區,採訪當天,天下着綿綿細雨,走進這條老街,有一種懷舊的感覺。小林先生的家是一棟舊式二層樓,門口種的月季花已經攀升到二樓的屋檐。因為事先知道我們去,老先生用紅筆寫了一張中文紙條:“熱烈歡迎中國貴賓光臨”,貼在門口的牆上。

摁了門鈴,小林先生笑眯眯地來開門,連聲説:“謝謝你們來看我”。那普通話也許長時間不説,有些生硬,但是很有膠東半島的味道。“我是在山東被俘,也是在山東參加了八路軍。”

小林寬澄

走進小林先生的家,發現沒處下腳,到處是書籍資料和雜物。一問,才知道老伴去世多年,兒子一家雖住在隔壁,但是他基本上是一個人過,自個兒買菜,自個兒燒菜、洗衣服。

小林先生把我迎進客廳。所謂的客廳,就是他起居、睡覺、寫東西的地方。小林先生個子小,挨着小方桌坐下還真合適,記者個兒大,勉強把腿盤下。

剛落座,老先生就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枚枚軍功章,他説:“當年回日本時,軍功章都不能帶來,這些都是後來補發的。”記者努力想象眼前的這位瘦小老人穿上八路軍軍服的樣子。可惜,當年的照片也都沒能帶來日本。他説:“那時沒法子,組織上規定不能帶這些東西回來。”

回憶起往事,小林先生來了精神,講了整整兩個小時。

1939年,小林寬澄(前排右一)在入伍前夕。

噩夢般的記憶

小林先生的老家在羣馬縣,距離東京300多公里。因為祖上傳下來一座寺廟,小林的爸爸是和尚,小林也就成了小和尚。

1939年6月,小林接到參軍命令。當時父親的一句話,他至今記得:“男子漢應為天皇而戰,是光榮的。”次年1月,小林隨華北派遣軍第十二軍畈田部隊在青島登陸。

隨後,小林被編入“小林中隊”,前往淄博參加新兵訓練。“那時新兵訓練的一個傳統做法,就是打人。我當時戴眼鏡,班長説我一定是個有文化的人,一定很傲慢,所以必須第一個捱打。於是,班長脱下皮鞋抽我的臉,我當場流血,但是不能叫,只能咬緊牙關。兩天後,臉腫得不得了,小林隊長遇見我,問我怎麼了?我回答説,摔了一跤。他其實知道是怎麼回事,新兵總是要過這一關的。”小林先生説完這一段話,還下意識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臉。過去這麼多年,那一幕,他也許終身難忘。

始終如噩夢般縈繞在他記憶中的,還有第一次叫他殺人。有一次,他和班長中缽等幾個人外出,迎面走來4箇中國男人,班長下令叫小林上去練刺刀。“班長叫幾個人上去抓了一箇中國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人的胸膛。那個中國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結果班長一上來,就把那人踢倒在地,然後將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活生生一個人就這麼被刺死了。”小林先生長長歎了口氣:那個地方叫桐林村。

小林清楚記得自己被俘的那一天,1941年6月7日,當時他駐紮在山東省牟平縣。

一早,偵察兵報告説,附近的一個村裏發現了八路軍,大約有200人。“隊長想立功,就下令去圍剿,調集了一個偽軍大隊,有200人;我們日本軍是兩個班,30人左右。每次活動,總是偽軍大隊走在前面,我們跟在後面。其實,我很看不起他們,替日本人打自己的同胞,很沒有骨氣。”

早上8點多,他們趕到那個村莊,但沒發現八路軍,於是跑到農民家吃早飯。“剛端起飯碗,就有報告説,前方山崗上發現人影。於是我們馬上集合,朝山崗上趕過去。我當時是機槍手,扛着一挺很重的機槍。快趕到山崗時,我們發現中了埋伏,八路軍衝下山來。大家打了一陣子,就開始撤。”

小林寬澄珍藏的軍功章

小林揹着機槍跑不快,於是和另一個日本兵與大部隊岔開了,他們往山的背後跑,結果遇到了一隊八路軍。“那些八路軍都會説一句日語:放下武器,八路軍不殺俘虜。但是我們是帝國軍人,不能放下武器,因為武器是軍人的生命。”小林先生説。

八路軍越來越近,小林他們站的地方剛好有個水塘。那個日本兵對他説:“我們去喝一口水吧。”小林回憶説:“日本人死之前都要喝一口水。於是我們下到水塘邊上,喝了一口水,他先開槍自殺了。我把機槍的槍眼對準腦袋,結果去扣扳機時,機槍移了位,槍響後,我只削掉了一塊頭皮。”

醒來時,小林發現自己躺在擔架上,開始罵“八格亞魯”。“當俘虜是多麼可恥的事情啊。我要滾下擔架,但是被八路軍死死摁住,動不了。就這樣,我被抬到了八路軍膠東支隊的一個司令部。我以為他們會殺我,但是,他們給我上藥,然後關在一個小房間,我就這樣成了八路軍的俘虜。”

中組部批准他入黨

小林傷好些的時候,八路軍給他送去了一本書,叫《論社會主義》。過幾天,又給他換了一本《論唯物論》。“一開始,我很討厭這種書。後來,關在房間裏實在悶,我翻了幾頁,覺得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很警惕,因為我是日本軍人,不能接受這種思想。雖然我很頑固,但是中國同志還是很尊重我,態度很友好。”小林説。

這樣對峙了1個多月,小林的傷也好了。有一天,八路軍膠東大隊特工科長姜昆對小林説:“能否幫幫我的工作?”姜昆曾經留學東京大學,在日本生活了8年。盧溝橋事變後,他毅然回國參加了抗日戰爭。

“姜昆先生人很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有時會跟我聊日本生活的往事。但是他叫我為八路軍幫忙,我心裏受不了,擔心自己會成為一名賣國賊。姜昆沒有勉強我,但他講了許多的道理:日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是不人道的戰爭,應該一起來抵制這場侵略戰爭。後來我想想,他説的也有道理,於是我就下了決心,幫八路軍做事。”就這樣,小林加入了八路軍,併成為日本反戰同盟的成員。

小林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去日軍崗樓前喊話。那是一個夜晚,在武工隊的陪伴下,小林在崗樓前,拿着鐵皮喇叭喊話。剛開始時,崗樓裏會傳來“八格”的罵人話,併發射迫擊炮轟炸。武工隊怕他受傷,要他撤下去,但是小林不怕,越喊越有勁,還唱起了日本民歌。“最後他們炮也不打了,靜靜地聽我喊。”

小林的“叛變”引起了日軍上層的恐慌,並懸賞捉拿他。為此,小林開始在八路軍和武工隊的掩護下,轉戰各個山村。“有一次,為了把艾思奇先生的《唯物史觀》翻譯成日文做反戰宣傳資料,我躲在山洞裏,村裏的武工隊長每天給我送飯,有時還帶來一點酒。我們就像親兄弟一樣,推杯換盞,那真是戰爭中的世外桃源!”

抗戰結束後,小林留在濟南市政府外事處,幫助遣返戰俘和日僑。解放戰爭爆發後,他繼續從事反戰工作。

1946年1月,小林先生因工作病倒了。一天晚上,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來看望他,“小林同志,你願不願意入黨啊?”小林忙問:“我是日本人,可以嗎?”舒同説:“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請入黨,我來給你做入黨介紹人。”於是,在舒同的介紹下,山東省委批准小林加入中國共產黨。

舒同後來擔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陝西省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任主席。小林一直後悔的是:“沒有向他討一幅字”。他後來去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祭奠老首長時,還念念不忘:“要是有一幅字,我會把它掛在牀頭,就像他跟我在一起時一樣。”

2012年,小林寬澄(右二)參加中國駐日使館慶祝建軍85週年紀念活動。

不成想小林入黨的事遇到了新問題,中央組織部知道了,中組部發通知,説外國人入黨必須由中組部審批,山東省委批准的不算。“於是我重新寫了一份申請書。中組部看了我的申請書和自傳,還表揚我,説我的申請書寫得很感人,中文水平也很好。於是就批准我入黨了。”小林先生説。那份入黨申請書,他整整寫了3天。

小林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首長給他介紹了一位隨東北解放軍南下的日本護士,倆人都挺有感覺。但是結婚不久,部隊開拔,妻子也隨部隊南下。剛開始還通信,後來,小林寫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我們的婚姻就這麼結束了。”小林苦笑着説。

一晃到了1953年,小林已經33歲,在內蒙古豐鎮人民醫院擔任副院長。有一次,小林去瀋陽出差,戰友又給他介紹了一位日本護士。後來,她也調到豐鎮,兩人在醫院裏結了婚。1954年兒子出生,那一年,剛好是中國頒佈憲法,小林給兒子取名“憲明”,小名叫“友好”。第二年,夫人又懷上了閨女。雖然閨女是在日本出生的,但是為了紀念豐鎮,小林給她取名叫“豐子”。對於他的一家來説,豐鎮是第二故鄉。

特設崗亭監視了他幾十年

1955年12月,組織上決定讓小林先生一家回國。那時候,也剛好是中國政府遣返殘留日本人的時期,小林帶着妻兒在天津踏上了回國的航程。“我在中國生活工作15年了,真的捨不得離開同志們。離開醫院時,大家流着眼淚,我也哭。離開天津港時,我知道同志們在送我,不能握手,不能擁抱,不能行一個軍禮,只能默默地相互看一眼。”

回到日本後,小林先生在中國的真實身份很快被日本政府鎖定。但沒有逮捕他,而是將他列入了公安的監控名單。

養家餬口,成為小林先生回到日本後的頭等大事。雖然中國政府給他發了一筆數目可觀的安家費,但在東京購置一棟房子,也就所剩不多了。工作介紹所拒絕為他介紹工作。因為信仰唯物論,他也不可能繼承老家的寺廟了。

日中貿易協會找到了他,希望他參與日中友好翻譯團的工作。第二年,一家航運公司邀請他加盟。公司至今還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當時的裝卸很落後,輪船運貨到中國港口後,常常等候好幾天,有時長達半月才能卸貨。公司問小林先生有什麼辦法,小林就跑到中國去找老戰友。後來各地港務局接到一份通知,説該公司的船到碼頭後,必須優先卸貨。就這樣一直幹到70多歲,小林先生才退休。

一天,附近一個崗亭的警察對小林説:“我們監視你已經幾十年了,一直把你當成國際間諜,但是發現你沒有做過一次出格的事。現在開始,你自由了。”小林這才發現,原來這一個崗亭是用來監視自己的。

退休後,小林先生擔任了日本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會會長。這個組織叫“椰子會”,“椰子”在日文讀音中,是“八·四”的意思,很智慧地代表了八路軍和新四軍。他在日本各地講演自己在中國的反戰經歷,呼籲人們珍惜和平,反對戰爭。

中國政府也沒有忘記他們。2005年9月3日,小林應邀赴北京參加了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大會,受到了胡錦濤總書記的接見。最讓他開心的是在2008年,相隔53年重返內蒙古豐鎮市。“大家都在説,老院長回來了!橫幅上還寫着‘熱烈歡迎小林寬澄老院長回院指導工作’,大家都出來鼓掌,還給我送鮮花,請我喝茅台酒,我感覺彷彿又回到了過去的革命時代,體驗到了革命同志的親情。”

老伴是4年前先走的,小林先生一直把老伴的照片放在牀頭,他説“我們是革命戰友”。沒了女人的家,簡直快成了垃圾堆。小林先生什麼都不捨得扔,包括那台老舊電腦,他還時不時地打開,敲下鍵盤寫一點回憶文章。

門口有一輛自行車,老先生平時還自己騎車去超市買東西。陪同我前去採訪的小林陽吉事務局長關照他:“你最近就不要騎自行車了,摔倒了去不成北京了。”

老先生説,他愛吃餃子,那種帶有大葱味的。記者答應一定會請人包一些給他送來。分別時,他一定要出門相送——在細雨中,撐着一把塑料傘,遠遠地一直揮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