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芳成為吳佩孚手下一名干將後，稱得上是“前途一片大好”。
吳佩孚想在湘鄂休戰之後，與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和好，於是打算讓孫傳芳去長沙作説客。孫傳芳當然願意“效勞”，因為一方面可以在吳佩孚面前顯示一下才華，給吳一下好印象；另一方面，與趙恆惕修好，對自己也有好處。所以，第二天，孫傳芳便匆匆忙忙趕往長沙。
趙恆惕，一個權利薰心的軍閥。不久前剛剛用陰謀手段把他的頂頭上司湘軍總司令、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逼下台，自己擔任了湘軍總司令、代理督軍。然而，趙恆惕此時畢竟只是一個師長，奪了位並不一定有影響。所以，奪位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造影響，造影響的第一件事就是搞聯省自治。趙恆惕的“聯省自治”出籠不久，趕上了“湘鄂之戰”，他想通過戰爭和湖北聯合起來。結果，王佔元被趕下台了，來了個吳佩孚。趙恆惕眉頭鎖了起來：“吳佩孚可不是王佔元，吳佩孚是個有軍、有權、有野心又有學問的人，和他聯合不易。”
就在趙恆惕心神不定的時候，孫傳芳來訪。
雖然趙恆惕滿腹狐疑，曾與自己鏖戰了8日的孫傳芳竟然來訪，他不免吃了一驚。他不知道孫傳芳的來意，但還是熱情的接待了他。
寒暄之後，孫傳芳開門見山的説明了來意，他説，湖南、湖北歷來脣齒相依，生死與共。吳佩孚臨鄂，第一大願就是同趙督修好，開創一個永遠和睦的新鄰里關係。湘鄂失和，原因很多，希望往日那些不愉快的事一去不復返。湖北和湖南依然能和睦相處。
趙恆惕是個生性內向，極端陰險的人，為權為利，不擇手段。在湖南，他和譚延闓、程潛並稱“三駕馬車”的，而譚不僅是他的頂頭上司，卻十分有恩於他。他卻忘恩負義，第一目標就是排譚。譚被排擠走了，現在又一心排程。目前的所謂援鄂之戰，實際上是趙恆惕擴張野心作祟。他卻沒有想到，走了個馬伕將軍王佔元，卻來了個赫赫半天下的儒將吳佩孚！對於吳佩孚，趙恆惕既敬而又畏。
能與湖北修好，是趙恆惕求之不得的事，趙恆惕與孫傳芳在日本東京共同參加同盟會時，就並不同心。二人的關係可謂一般。但是在今天這種情況下，趙恆惕既想謀求一個與鄰和睦的局面，以便實現自己的利益，同時也給老同學一個順水人情，重新修好。於是，他欣然同意與湖北修好。
孫傳芳遊説任務完成得很好，孫傳芳回到武昌，大受吳佩孚的讚賞。不久，孫傳芳又作為吳佩孚的代表同趙恆惕的代表坐在一起，商討達成了《湘鄂正式和約》，為直系緩和了南方的緊張局勢。
但是，趙恆惕將議和條件帶回長沙之後，遭到湖南各界羣起而攻之。恰巧此時川鄂戰爭又爆發了，孫傳芳遂帶着第二師前往宜昌、荊州等地佈防。
原來，川軍總司令劉湘與湘軍總司令趙恆惕約好合攻湖北。正當川軍出三峽攻宜昌時，趙恆惕卻與吳佩孚議和。於是吳佩孚又匆匆率大隊人馬前往宜昌，在海軍艦隊的支持下，猛襲川軍，川軍抵擋不住，先後退出南津關等地。10月上旬，直軍克復秭歸、巴東、興山、長陽各地。但真正攻川，實也不易。吳佩孚虛晃一槍，收復鄂境後，便命令：“川軍此戰，必定別有計劃，即遇川軍亦不得進攻。”加上廣東北伐軍有北上之意，於是便向劉湘求和。
劉湘也見好就收，於是派出代表張梓芳到宜昌談判議和。吳佩孚便對孫傳芳説：“馨遠，我打算讓你任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一職，駐守宜昌，保護鄂西門户，你為我全權代表進行協商停戰和約，對付四川的責任交給你。”
孫傳芳裝出沒經驗的樣子説：“大帥，折衝尊俎之事，我毫無經驗，應該以何種條件去談？”
吳佩孚説：“記住：‘保境安民’四個字，條件可以多提，最後的條件只在川軍退出鄂西一條，漫天開價，就地還錢。”孫傳芳心領神會，經過十天的討價還價，12月22日雙方擬定了議和草案。
從此孫傳芳便駐守在鄂西，他小心翼翼地避開吳佩孚的控制，處鄂西一隅，卻可以單獨處理一些除軍旅以外政治、商業、教育、民生各方面的事務，學到不少知識。他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以戰爭或實力來解決問題的，打仗便是打政治，打心眼。此時，他已不想做一個打打殺殺的軍人，而要做一個有政治主張的政治軍人。很快，這個時機便被他等到並抓住了。
1921年4月28日晚至5月5日進行了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勝利，奉張敗退關外。吳佩孚躊躇滿志，準備以直系力量重組中央政府，設計出最優政治方略，以圖日後“武力統一”中國，他思慮再三，認為只有打出“恢復法統”的旗幟最有利。孫傳芳秉承吳氏之意，替吳放炮，通電全國，贊成“恢復法統”，充當吳佩孚的急先鋒。
電文於5月15日發表，電報的大意為中國分裂成南北兩個政府，起源於1917年張勛復辟，解散國會，廢除約法，故孫中山南下護法，成立政府。現在要實行統一，當恢復張勛復辟前的政治局面，請黎元洪覆位總統，召集1917年的舊國會，而南方政府的非常國會和北京政府的新國會通通應在取消之列，從而重新制定一部憲法，並選副總統，如果有人膽敢反對，當以武力消滅之。
其時好多人都問：“孫傳芳是何許人也？”知根知底地便説：“就是那個和湘軍大戰八晝八夜的拼命將軍。”
“沒想到，一個能打猛仗的武夫，竟是有政治頭腦的人，對此人要另眼相看。”孫傳芳一電，便身價十倍、名聲大振。
其實“恢復法統”的主張，並不是孫傳芳的“知識產權”，完全是吳佩孚的政治傾向與暗示，這是直系攫取最高權力的一招妙棋。據説，孫傳芳的通電稿是孫丹林代擬的，請孫傳芳照稿拍發。
現任北京政府大總統徐世昌，是1918年直系、皖系、奉系勢力均衡、鬥爭激烈情勢下各方妥協的產物。徐世昌是個被認為八面玲瓏，各方能接受的人選。直皖戰爭後，原來的均衡格局被打破，吳佩孚便要解散安福國會，取消徐世昌的總統職位，他説過：“如果直皖戰爭結束，仍是東海總統(徐世昌晚號東海居士)，我唯有解甲歸田而已。”但是直皖戰後，直奉矛盾又尖鋭起來，張作霖支持徐世昌，直系不得不暫時妥協。直奉大戰以後，徐世昌的下台，只是時間問題，但徐世昌如何下台，直系曹錕如何取得總統的位置，需要玩個障眼法，要合理地過渡一下，政治魔術師應運而出。
為直系大拍馬屁的著名政客，舊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外號“吳大頭”)，便想出了“恢復法統”的錦囊妙計。自認聰明的吳大頭原以為與張作霖都是東北老鄉，張能勝利自己便是“新朝宰相”，沒想到這一寶押錯了，奉系大意翻了船。還是這一錦囊，吳轉託直系第二十三師師長王承斌，轉售於吳佩孚。吳景濂與王承斌是表兄弟，都是遼寧興城人。吳字廉伯，王字孝伯，一文一武，時稱“興城二伯”。王進言於吳佩孚，此計正合吳的胃口，恢復法統，一石三鳥，大喜過望：
第一，孫中山與西南諸省是以“護法”揭櫫反政府大旗的。恢復法統，自然失去南方軍政府存在的法律依據。
第二，徐世昌大總統是非法的安福國會選舉出來的，恢復法統，徐世昌便要挾鋪蓋捲走人。
第三，恢復法統，本身便有統一南北，再造民國的含義，又能為曹錕選為副總統，繼而再“高升一步”實行合理合法的過渡。
也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吳佩孚授意孫傳芳發表了這一著名的通電。孫傳芳“恢復法統”一電，在國內引起“轟動效應”。為了取得加深世人印象的“廣告效應”，孫傳芳再接再厲，將矛頭對準最高峯，使一柄兩刃槍刺了徐世昌，又戳了孫中山。5月28日，孫傳芳又放了第二聲大炮：請南北總統同時下野。孫傳芳這兩通電報，成為民國歷史上之名電，他從此亦成為政治軍人而活躍在政壇上。
翰林出身的徐大總統，也有“秀才遇見兵，有理説不清”的時候。他心知肚明真正的後台是曹錕和吳佩孚，此時如果再眷戀於高位則是自找沒趣。
雖然內心裏抱定的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愴心情，但在面子上還得裝出一副富貴如浮雲的高姿態，5月31日發一通文縐縐的電報，表明“願意”下野的心跡。6月1日，舊國會議員吳景濂、王家襄糾集203人聯名發表宣言，指斥徐世昌為非法總統，“竊位數年，禍國殃民”。做足了墊場工作之後主角終於出場了，吳佩孚在6月2日致電徐世昌敦請其下野。
是日，一肚子苦水的徐世昌終於咬咬牙，狠狠心，發辭職電令。徐世昌悽悽慘慘地告別總統府，攜家眷前往前門車站乘車赴津。他有詠蘭花詩，表現了當時的心情：
本是山中草，孤芳愜幽抱；
何日到人間，盆盎儕凡草；
主人護惜勤，開落驚寒早；
何如處巖穴，蒼翠忘榮搞；
春雨江上山，放風海西島；
長伴採樵人，煙月林泉好。
6月3日孫傳芳發江電，敦請黎元洪覆職，孫傳芳在敦請黎元洪覆職的活動中，沒有與曹錕、吳佩孚、齊燮元、田中玉、蕭耀南、陳光遠、馮玉樣、劉鎮華、馬福祥、張錫元等聯袂，而是自己單獨勸進，隱隱已有獨樹一幟，另立門户的苗頭。
對於孫傳芳的通電，孫中山並沒有像徐世昌那樣一嚇就跑。孫中山依然指令北伐軍向江西邊界進兵，吳佩孚收買孫中山的陸軍總長陳炯明於6月16日發動叛亂，炮擊觀音山粵秀樓大總統府，孫中山蒙難“永豐艦”，後於8月上旬經香港回上海，實際上也和下野差不多。
為了酬答孫傳芳的勸進之功，7月19日，大總統黎元洪令：孫傳芳為格威上將軍。
1922年末，福建政變，李厚基被趕出福建，一時期，福建大亂。直、皖、粵及閩省原有軍隊和土匪民軍等各種勢力逐鹿福建。
直系為了控制福建，作為統一兩廣的根據地，1922年12月任孫傳芳為“援閩”總司令，兵進福建戡亂。孫傳芳正愁沒有機會霸土稱王，聽到這個消息，喜出望外。他做好各種準備，利用原閩軍王永泉為內應。
與孫傳芳一起受命援閩的，還有陸軍第二師師長周蔭人。1923年3月初，孫傳芳、周蔭人率兩師從杉關進入閩境。他們深恐王永泉狡詐多變，以伏兵進攻，為防犯不測，周師為前鋒，孫師殿後，以戎備行軍態勢，步步為營，沿閩江東下，沒遇任何抵抗，順利到達延平。周蔭人率其所部十二師二十四旅孔昭同部駐紮閩北，作為後援，以備不測，命二十三旅李生春部進抵福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