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明代相比，清代禁娼又嚴厲了，但也是反反覆覆，清初依明制，在京城設教坊司，但順治皇帝曾兩次裁減教坊女樂，宮中搞活動時，培訓48名太監替代樂妓，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朝廷下令停止教坊女樂，開始禁娼，從上至下掀起了清代的“禁娼運動”，順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則直接裁革女樂。
康熙皇帝繼承了順治禁娼政策，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復令重申禁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頒佈的律例上明文規定：“夥眾開窯誘取婦人子女，為首照光棍例斬決，為從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
嘉慶皇帝進一步加大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力度，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訂的《大清律》規定：“京城內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給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
清代的禁娼可以説是真正的“法律禁娼”，朝廷“掃黃”的聲勢很大，一時頗有效果，以當時全國著名的“紅燈城市”揚州為例，當時的性工作者便很緊張，自隋唐起，揚州的性產業便十分發達，雖然朝廷“掃黃”，但娼妓並未能禁絕，“私窠子”“半月門”“揚濱”“船孃”這類暗、私娼繼續活動，這些性工作者對“掃黃”信息很靈通，風聲一緊，她們便“集體消失”，清初文人吳綺在《揚州鼓吹詞》序中是這樣説的：“一逢禁令，轍生死逃亡，不知所之。”
在古代中國各個朝代中，清朝禁娼是最明確的，但實際上也沒禁住，民間賣淫嫖娼依然嚴重，特別是在咸豐皇帝奕詝主政後，北京的娼妓又趨活躍，“禁娼令”名存實亡，在封建時代行將結束前，管仲提倡的性產業罕見地出現了最後的輝煌，當時全國形成了大大小小多個“紅燈區”，如京城的“八大胡同”，以及時稱“十里洋場”的上海，成了世界“性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登記的妓院還有800多家。
性產業在清末為何又繁盛了？一是由於西方列強打開國門後，商業經濟刺激了原本就未消失的性產業;二是由於皇帝帶頭享樂，同治皇帝便喜歡“冶遊”，經常喬裝私訪妓院，坊間傳其系患“花柳病”(性病)而死，並非空穴來風，最重要的是，清政府的禁娼政策出現鬆動，史家稱為“弛禁”，好多地方政府抽取“花捐”，在事實上承認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性。
古代中國的禁娼，始終在這種禁與非禁中博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禁娼才變成了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