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在西安扣留蔣介石，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1946年12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舉行的“雙十二”紀念會上講話，指出西安事變“是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西安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在當時的大歷史背景下的一種必然行為。讓我們回到1935年在大歷史的背景下重温那段歷史，探究西安事變背後的故事。
長城抗戰後，日寇迫使國民黨政府於1933年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塘沽協定》可以説是袁世凱承認承認“二十一條”後最賣國的條約，承認日本對熱河的侵佔，承認以長城為“偽滿洲國”的國界，中央軍撤出華北，將華北的主權拱手讓給日本！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32次臨時會議，通過議案追認《塘沽協定》。6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美化《塘沽協定》説：“協定成立，停戰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暫可安息;國際形勢，當有進步。對內對外，得此整頓準備之餘豫，其足為復興之基乎！”
日本帝國主義成功迫使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退出華北，在1935年1月日本製造察東事件，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秦德純土肥原協定》，又稱《察哈爾協定》，日軍據此實際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區。
《塘沽協定》簽訂現場
1935年7月6日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何悔協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兩市的大部主權。又勾結漢奸殷汝耕搞出“華北自治”的鬧劇。這是在政治上，經濟方面大規模的走私、掠奪華北資源、販毒，不一而足。
在日本大規模走私侵略下，民族工商業遭到滅頂之災。上海糖商60餘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損失已達1000萬元以上，廣東糖因華北私貨充斥，在5月初就停止裝運，並一半停工，到中旬以後，廣東糖廠竟因私貨壓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業。至於人造絲業，1934年上海人造絲匹頭廠家有21家，絲織機2萬部，因私貨傾銷影響，1935年已僅餘六七家，織機三四千部。其他如紡織業、麪粉業、捲煙業、火柴業等，無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華北工業的中心區天津各廠不是關門倒閉就是被日商所收買。僅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日本在華北走私就使國民黨政府損失兩千萬元。鹽税收入也因為日本強賣漢沽、蘆台、塘沽而大受影響。蔣介石責罵：“日本之貪而愚，不僅非東亞之福，實為世界之害羣之馬也。”
1936年春，日本政府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企圖獨吞中國，它同蔣介石的矛盾也就變得更加尖鋭。蔣介石後來在日記寫道：“當時的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就是滅亡。”“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問題的解決。”
1929年中東路鐵路事件後，中蘇關係一度中斷。9·18事變後中蘇雙方都開始着手改善雙方關係。
蔣廷黻在9·18事變後在《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提出應與蘇聯發展外交關係，“聯絡外交是常態，斷交是變態。”“我們處於兩個強國之間，在平常的情況下都不應該兩個都得罪。那麼我們在過去的這一年中，一面與一個強鄰處於生死對抗中，一面又於第二個強鄰彼此不通音信，這是違反了外交的ABC。”蔣廷黻的言論引起蔣介石的注意。1933年，蔣介石在廬山召見蔣廷黻，通過交談為蔣介石所賞識。1934年6月蔣廷黻赴歐考察，蔣介石要他“儘可能把時間用在蘇聯”，“探討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
1934年夏，蔣廷黻赴歐洲考察。在莫斯科停留了三個星期專門研究蘇聯外交，並同蘇聯高級官員進行交談。在與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可夫會晤中蔣説：“當我們中國人認為蘇聯絕不會放棄其既定計劃，所以我們中國也希望蘇聯政府能同意中國按照自己的方式發展其政治經濟組織。”斯托莫尼亞可夫説;“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內政，一旦蘇聯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也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蔣廷黻報告蔣介石：“目前雖不必訂特殊條約或作形式友好表示，然即利害相同，友誼亟宜培養，互信亟宜樹立，如此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新疆問題可免複雜化。”蔣介石最擔心的就是蘇聯援助中共，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表現出親蘇，也令蔣擔心，解決了這兩個問題蔣介石對蘇聯態度開始轉變。蔣介石覆電嘉許，並讓孔祥熙密告蘇聯駐華公使鮑格莫洛夫：“蔣廷黻與中正有密切關係，極為信賴，囑咐轉達俄當局可與蔣公開談判。”自此國民黨政府與蘇聯關係開始升温。
9·18事變中蔣介石一直寄希望於“國聯”的調停—主要是美英，但現實擊碎了蔣的美夢，美英只是在口頭上對日加以譴責。國民黨政府駐英國公使郭泰祺同蘇聯駐倫敦全權代表И.M.，梅斯基舉行會談。郭泰祺向梅斯基表示，“中國形勢帶有危急性質。三年多來，中國是靠自己的力量‘擊退’了日本，中國指望西方援助的願望落空了。”“同盟國的援助只停留在虔誠的決議上，不能阻擋日本軍隊的侵佔滿洲……就在前不久每個人就在經濟領域給中國以不同尋常的打擊。由於約在一年前通過的‘白銀法’，美國人抓緊收購白銀。因此中國流入到美國的白銀到了氾濫成災的地步。”“不列顛政府並不比美國強……三個月前西蒙(英國外交官)同我會談聲稱，大不列顛政府對維護中國的完整和獨立特別關心，但是西蒙沒有動一個手指頭幫助中國對付困難。總之，中國的心情是這樣的，就是對西方不再抱有幻想。”
日俄戰爭使蘇聯和日本結為百年世仇，蘇聯在遠東必須提防日本，中國和蘇聯有着共同的敵人。這是蔣介石將對外獲取援助的目標從西方轉到蘇聯的根本原因。為了進一步溝通中蘇關係，蔣介石派曾擔任參謀、侍從八年的親信鄧文儀擔任駐蘇聯武官。鄧於1935年春到達莫斯科後在蘇聯幫助下進入新疆考察。鄧文儀從蘇聯回國後向蔣介石彙報蘇聯有積極援助中國的意向，蔣於是便讓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向蘇聯大使提出：“如果中國被迫武裝抗日，考慮到海路難以獲得軍需物資，能否從新疆得到軍需品？”
1935年10月蘇聯駐華公使鮑格莫洛夫同蔣介石會談時，説明蘇聯要與中國改善中蘇關係，締結商務協定和互不侵犯條約的意向。蔣介石答覆“完全同意改善中蘇關係，因為兩國面對同一個根源”，並且表示“不僅其本人連其政府其他人員也不相信蘇聯對新疆有領土要求。”
1935年10月份鄧文儀在蘇聯發現英文版的《八一宣言》，將其翻譯成中文帶回國。蔣介石認為這是中共受蘇聯指使，便希望借蘇聯迫使中共談判。1935年12月14日，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B.C.斯托莫尼楊科夫電告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不反對協定，並準備同中國具體談論這個問題。”斯托莫尼楊科夫強調，“蘇聯清楚的認識到，不實現蔣介石軍隊和中國紅軍部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可能真正的抗日。”
1936年1月22日蔣介石和鮑格莫洛夫進行會談。蔣介石説：“提出的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個，紅軍的問題。如果中蘇能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其他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共產黨可以公開存在，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允許一個政黨擁有自己的軍隊。蘇聯必須利用自己的威望勸説紅軍承認事實上的政府，那時中國政府就能抗日了。”鮑格莫洛夫回答：“蘇聯政府對中國紅軍沒有任何影響，這應由中國人自己去完成。”蔣介石又説：“一國之內不允許有其他政黨擁有軍隊。如果蘇聯政府就中國紅軍承認中央政府權威一事向紅軍施加必要的壓力，那麼蘇聯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對南京的真誠態度，並贏得南京政府這個忠實的同盟者。”鮑格莫洛夫斬釘截鐵地聲明：“我們絕不能扮演你講話中説的任何居中調解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內政。”蔣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後説：“可以據以下原則同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紅軍承認中央政府和總指揮的權威，同時保留其現有人員參加抗日。”鮑説：“按自己的意向同紅軍談判，這是你的內政。”蔣介石説：“儘管如此，他希望鮑向蘇聯政府轉達這個想法。”鮑回答説：“我當然會把他的話報告我國政府。”歷時兩小時的會談有八十分鐘被用來談這個內容。
蘇聯不願意做同共產黨談判的中間人，蔣介石只好自己解決。鄧文儀先和潘漢年進行了會面，又在1936年1月15日會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時説，蔣介石看到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發言後決定同中共談判。鄧提出：1、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領導人蔘加南京政府。2、改編中國工農紅軍為中國革命軍，因為對日作戰必須有統一的指揮。3、國共兩黨恢復1924-1927年的合作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中共將繼續獨立存在。將來抗戰爆發後，內蒙古或西北部分將成為紅軍繼續活動的地區，鄧還認為中日戰爭情況下，日本將會封鎖中國的海岸線，那時中國的武器來源不將是英美而是蘇聯。南京希望經過西北從蘇聯獲得武器。王明答覆説，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中央都在國內，希望談判以國內進行為好。
回過頭看看蔣介石的老對手，1935年10月紅軍在蔣介石一路的追擊下到了陝北，但是直羅鎮一仗紅軍乾淨利落的將東北軍109師全殲，第109師師長牛元峯被擊斃，紅軍在打援中又殲滅援軍第106師的一個團。蔣介石心裏明白要想把紅軍全吃掉還是要崩掉幾顆牙的！
基於以上幾點，蔣介石把和中共談判的目光轉向國內。
蔣介石祕密佈置陳立夫尋找與中共聯繫
無論是爭取蘇聯的援助還是尋找和中共祕密談判的渠道，蔣介石都是在極其祕密的狀態下進行的——怕刺激日本。1936年陳立夫接替鄧文儀去蘇聯爭取蘇聯的援助和尋找中共的關係時，他不在國內的這段日子裏，妻子隔一段時間就寄出早已寫好的明信片給友人，可見機密程度。蔣將與中共聯繫的重任交給了陳立夫，這和陳主張抗日聯共的態度有關係。陳立夫見日本侵華加劇，曾找到當時國民黨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部長的汪精衞，建議與日本協商，“轉移日本軍閥之目標，使之北進或南進而不西進，以減輕我國壓力。”當時遭到汪精衞的拒絕，便與其兄陳果夫祕商，認為“照此情形，中日戰爭必不能免，則我方應如何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致利用中日戰爭，幫助中共發展，惟茲事大且須絕對保密，否則足以瓦解剿共軍心，且足以使日寇侵略加劇，立未到而害先至，故必請示領袖(指蔣介石)，得其許可，而後進行。”
陳立夫
陳立夫受命後，不便直接出面，由交通部長曾養甫辦理。1935年11月，曾養甫找來他的下屬諶小岑，要他設法“打通共產黨的關係”。這一切都是在極其祕密中進行的，一次蔣介石和曾養甫談論和中共談判，陳布雷進來了，蔣馬上轉移話題。
諶小岑在五四運動時參加過覺悟社，同周恩來、鄧穎超熟悉，同一些進步文化人也有交往。他從兩個途徑進行了試探：一個是經同國民黨元老覃振相熟的進步學者翦伯贊介紹，約北平的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來同曾養甫見面。呂振羽那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同北平的地下黨有聯繫。他到南京的商談，是在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傳部長周小舟領導下進行的。諶小岑的另一個途徑是經過在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左恭的介紹，找到上海地下黨的關係。上海地下黨派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的身分也到南京同曾養甫會晤。但呂振羽也好，張子華也好，都不能代表中共中央進行談判。因此，國民黨當局仍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聯繫。最後國共兩黨直接聯繫還是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得以實現。
宋慶齡安排將國民黨希望談判的消息帶給中共
1936年1月，宋慶齡在上海請以牧師身分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到她家裏，交給他一封信件，要他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為了旅途的方便，宋慶齡還給他一張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上海黨組織也介紹張子華與董同行。由於陝北蘇區處於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包圍下，董健吾等要安全地進入蘇區需要得到張學良的同意。董情急之下拿出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的委任狀，張學良從這件事中明白了南京的意圖。張學良派人護送董健吾、張子華進入蘇區後常説：“既然中央可以和共產黨聯絡，我們也可以。”此時張學良還沒有和中共直接聯繫。
2月27日，董健吾、張子華到達瓦窯堡。這時，洛甫、毛澤東還在山西前線，周恩來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並準備前往山西參加會議。留在瓦窯堡的博古分別會見了董、張二人。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建議：對蔣介石和張學良的統戰工作應分別進行。對蔣介石方面可答應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談判，談判條件應依照擬定的抗日救國通電及宣言所定，而組織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則為根本之點。3月4日，洛甫、毛澤東、彭德懷覆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第二天董健吾帶着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回宋慶齡處覆命。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繫，終於在宋慶齡的推動下接通了。
綜上所述，蔣介石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為了獲取蘇聯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個與中共和談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中共的戰鬥力使然——剛剛到陝北的紅軍就乾淨利落的幹掉東北軍的一個師，剿撫並用是中國曆代統治者面對起義者的手段。蔣介石後來説到西安事變前其派人和中共密祕聯繫説到：“那時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國民黨方面一邊在和中共談判一邊在進行圍剿，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派人到陝北，一直是中共的張子華和潘漢年為此奔走。這段談判必定不是一帆風順的，1927年放棄武裝的的鮮血還在共產黨人的眼前。剛剛結束長征的中共方面是否還拘泥於左傾關門主義的束縛中呢？張學良、楊虎城何時開始同剛剛到陝北的中共祕密聯繫呢？中共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是什麼樣的態度呢？且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