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坐牢”，在常人眼裏肯定是一個不吉利的詞語，他的背後，是長年累月的牢獄之災。其實我們俗稱的“坐牢”，有個比較正式的稱謂，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現有刑罰中較為常用的一種。即在一定期限內剝奪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並監禁於一定場所的刑罰。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國規定不一。中國刑法規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為6個月以上，15年以下。數罪併罰的可以延長到25年;死刑緩期有重大立功表現的，減為有期徒刑25年;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時不得少於13年，也可延長到20年。
相對於動輒數年、十數年的有期徒刑，比較一下唐宋時期的司法狀況，就會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當時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過兩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幾年，不過幾個月就把他放了出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這其中有什麼奧祕嗎？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唐朝、宋朝的法律文獻，就會驚奇地發現，當時的徒刑，他們的刑期最高都不超過三年。徒刑以三年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為五個刑法等級。
為什麼呢？一是受當時的醫療條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壽命普遍不高，能活過四五十，已經算是長壽了，一下子判個十幾年，很有可能大多數都老死獄中了，客觀上不符合當時的社會現實。
其二，古代不像現在一樣人力資源及其低廉，當時人口總量並不多，每一個人都是寶貴的人力資源，用於生產和耕作，如果大面積長期地拘禁起來，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其三，古時候的刑罰目的是為了讓犯人知錯，而不是為了懲罰而懲罰，法定刑期較短，給予犯人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知道犯錯以後的嚴重後果，以後就不會再犯。
最後，古時候的徒刑，不僅僅是把人關在監獄裏，還有強制性的高強度勞役，相當於現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勞動改造，刑期過長的話，很多體質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獄中，這也是刑期較短的客觀因素。
實際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雖然法定刑期較今天的水平大大縮短，那也是最高不超過三年啊？為什麼説是很少有超過兩年的呢？
這個就與我國古代獨有的一種奇特的司法現象有關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是一種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體實施起來，有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詞，叫大赦天下。
中國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殺予奪大權，常以施恩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駕崩、更換年號、皇帝生兒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勝仗等情況下，常頒佈赦令。天下大亂或者自然災害，也會大赦，因為自然災害的時候，民不聊生，犯罪現象就會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況正好倒過來，大豐收，經濟形勢很好，然後皇帝一高興，也宣佈大赦，來緩解階級矛盾。來緩解社會矛盾。
具體實施起來，即效力及於全國的赦宥。對於一定時限內的犯罪，不問已否發覺，已否結正，都予以赦免。已經赦免的犯罪，不許他人再向官府控告。誰以赦免的犯罪事告發別人，就以所告的罪懲罰原告。赦前犯罪已執行的，不認為有前科。
這種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範圍之內，也就是説，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數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慶賀一下。
這種大赦的起因十分廣泛，有關於皇帝的私生活的，比如皇帝生了一個兒子或者女兒、冊封了皇后或冊立了太子、新皇帝登基等等;還有是關於朝政的，比如朝廷打了勝仗、大豐收、人口連年增長等;反過來有時也同樣大赦，比如天災、皇帝駕崩、打了敗仗等等。因此在古代的中國，大赦的頻率相當的高。
高到什麼程度呢？從漢朝到隋唐，大赦的頻率在逐步的增加，到了唐宋時期達到了頂峯。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唐宋時期，平均十八個月，皇帝就會發布一次大赦令。在法治社會的今天，徒刑的年限一般都比較長，有期徒刑的期限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還有無期徒刑。
可是在封建社會的唐朝，徒刑最高期限只有三年，的確有一定的道理。在大赦的頻率高達1.57年一次的情況下，刑期未滿就被赦免放出的事情並不少見，所以訂更高的年限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
大赦之外還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許多門道。
有一種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後頒行的大赦。漢文帝十五年 “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
這是比較早的記載。自晉以後，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時行大赦，郊祀年年舉行，並不是每次都行赦。到宋代，郊赦成了定製，皇帝每三年一次親祀南郊，同時頒行大赦。
還有一種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慶典進行的赦免。一般除謀反大逆、謀殺故殺、十惡等真犯死罪以及軍務獲罪、隱匿逃人、侵貪入已不赦外，其餘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尋常的或按常例進行的赦免。一般限制較嚴，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條開列的罪名，除非詔旨臨時有特別規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時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區的赦宥。亦稱“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稱，最初見於西晉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歲刑”。宋馬端臨《文獻通考》中有關於宋代赦宥制度的記載：赦免只限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的，稱曲赦。
而頒佈赦令的詔令，被稱為赦書，五代、唐、宋亦稱“德音”。唐、宋時，赦書須在舉行赦典的公開儀式上宣讀，然後由宰臣交刑部頒發各地方，廣為宣佈。
赦書有一定的體式，須寫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範圍等內容。《唐律疏議·名例》載，發出赦書當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舊唐書·刑法志》載，行赦那天，宮城門外右邊設置金雞和鼓，將罪犯集中到門前，擊鼓一千下，宣讀赦書，然後將他們釋放。該赦書用絹寫好，頒佈到各州。
有這麼多赦免的門道，犯人們想坐長久一點的牢獄都比較困難，更別談高出兩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元代，大赦的頻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來一次，還是比較頻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來了，大約是平均五年多才來一次大赦，然後到了清朝，大赦就越來越少，平均14年多才會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採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給予普遍的減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於法令
對於中國古代的赦免制度，18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學家孟德斯鳩在他的名著《論法的精神》裏曾談到中國古代的皇帝大赦，對之批判了一通。
他説，中國皇帝不講道理的，沒有邏輯性，因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麼又去赦免他，他覺得這個不正常，因為在歐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後國王作為最後的公正主持者，來赦免罪犯。
的確，皇帝作為規則的制定者，卻總是在親手破壞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讓法律成為一紙空文，説到底，中國古代是一個人治的社會，法律更多是一種擺設，它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實際意義，刑罰成為統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還有什麼權威可言呢？
近代各國也有大赦，但與中國古代的大赦已大為不同，不是出於恩典，而是國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適用範圍最廣，凡在某一時期內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適用，而不以特定的人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僅免除刑的執行，而且使罪、刑從根本上消滅，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於大赦是國家的一項重大行動，通常是由國家元首或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機關決定。
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也是中國古代法治狀況的一種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