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條鞭法實施以前，明朝傳統的賦役制度是將賦和役分開徵調的。賦以田為對象，分成夏税和秋糧，向田主徵收;役的對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時，按户出丁，輪流應役。官府分別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記錄在魚鱗圖冊和黃冊上，作為徵調賦役的依據。隨着土地兼併的擴展，户丁逃亡，田地隱匿，使得這兩個文冊的記載十分混亂和失真。那些善於隱產瞞丁的富户，和享有優免權的權貴，“地連阡陌，而欺隱無税”，貧苦農民往往產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統治者在田賦以外加派的貢品，對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數不勝數。這樣苛重的剝削和混亂不堪的賦税制度，加重了農民的負擔，迫使農民“甘願拋荒田產，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轉為盜賊”，使得階級矛盾日益加劇，國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慶年間，可收租賦的田地日漸減少。公元1571年(隆慶五年)的徵賦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減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當嚴重，這對封建政權來説，是個很大的危機。為了穩定統治，減少財政損失，必須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賦役制度。地主階級中一些有作為的官吏，也為此作出許多努力。
公元1539年，應天巡撫歐陽鐸和蘇州知府王儀，提出“以田為母，以户為子”的辦法辦理賦役。後來相繼有人提出“綱銀”和“一串鈴”的辦法。按照《明史·食貨志》的説法，綱銀就是把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易知而不繁，就像網之有綱一樣。一串鈴則是一種夥收分解的辦法。這都是一條鞭法的先導。
嘉靖末年，經海瑞、龐尚鵬在江南地區大力推行，才逐漸推廣開來。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張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國實行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的具體內容是：通計一個州縣的賦役，量地計丁，丁糧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僉募，付給工食費用。其他雜税土貢等也與税糧合為一條，計畝徵銀，由官府折辦。這就是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現在看來簡單，但在當時卻是一項重大改革。力役從按户丁籤派，改為賦役合一，一律按畝徵收銀兩，户丁只要出錢就可以免除力役。這無異於從實際上取消了力役，從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關係，開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於商人、農民、僱工的謀生活動。由於銀兩可以用來代替實物，繳納賦税，這就改變了徵收實物税的舊制，擴大了銀兩的流通範圍。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時，在一條鞭法實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雜税歸併成一種，簡化了徵收的手續，減少了官吏從中舞弊的機會，改變了某些賦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所以一條鞭法的實施，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