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蔣介石的閲讀取向，基本上是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的：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張：委員長人格實太偉大。但有一點不無令人遺憾，餘覺委員長之思想太古太舊！蔣：何謂古？何謂舊？又何謂太古？張：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蔣：餘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之所謂新書者系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餘，餘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餘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閲幾次矣。張：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嶽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
因為看了蔣介石的日記，張學良知道蔣介石正在看什麼書。相隔七十年之後，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筆者有幸先睹為快。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自是筆者查閲蔣日記的一個興趣點。查1936年的蔣介石日記，蔣是年所閲讀的書，主要有四種：《中庸》、《韓非子》、《墨子》、《孫子》，確如張學良所言。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閲讀習慣、閲讀方式、閲讀取向、閲讀偏好以及閲讀反應等，均值得我們饒有興味去探討。蔣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閲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我們研究其閲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瞧不起坐而論道的文人書生。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蔣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蔣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1920年代看書較多，一般在10種以上，多至20餘種；1930、19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少則三五種。蔣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的日常誦讀，不在本文考察之列）。筆者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日記所記的閲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未必將所有閲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閲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所閲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覆閲讀。蔣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給他佈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蔣介石少年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受中國傳統教育；16歲始入學校，受新式教育。那時所謂新式教育，其實是半舊半新，甚至新少舊多。
1905年科舉廢除後，蔣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閲讀王陽明（1472－1529）、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閲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着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課餘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閲讀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後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着傳統讀書人的閲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閲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蔣讀經書，多是反覆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閲讀。1934年9月，蔣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説：“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重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我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説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説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
同樣，蔣對《中庸》也推崇備至。蔣日記中，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一書，亦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並稱“我們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則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也可以説是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
蔣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藴涵着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其實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反覆強調，《大學》《中庸》所説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27日）。
除了《大學》《中庸》，蔣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暴戾”個性的藥方：
1929年7月18日：今日看《朱子全書》，始恍然自覺，久不見聖賢書，難怪性心日下也。1932年12月6日：看《孟子》，甚思將中華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導民族之出路。1932年12月13日：今日看《白沙學案》完，頗有所得，自恨修養不早，以致矜燥無常也。1941年9月30日：日日看《明儒學案》，積聖賢之書，仍不能戒懼自勉，可恥可痛。
蔣介石十分推崇清代政治人物曾國藩，一生受曾國藩的影響非常大。1904年，17歲的蔣介石首次讀曾國藩的文集，1913年和1915年兩次復讀。此後，又多次閲讀曾國藩的日記、家書、書牘、雜著以及治兵語錄等。他讀曾國藩的書，着眼處亦在立志養氣、立品修行方面，處處以曾國藩為道德楷模：
1925年3月23日：看曾公日記，急思立志，重新發奮為雄。1930年8月20日：觀曾公日記，乃歎其修養之深，為學之切，後生可不自勉乎。1930年8月25日：閲曾公日記，為之興感，此公於修己治人之道，講求甚精，吾擬學之。
以豪傑自居：兵略政術
除了修身進德，蔣閲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閲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面臨地方實力派和中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祕方。
《孫子》一書是蔣閲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歎為觀止之慨。蔣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1925年3月27日：下午看《孫子》十三篇完。《孫子》一部書，惟在專一迅捷，審機察勢而已。1931年7月2日：船中看《孫子》完，甚覺有益。再以反間之法告各將領慎用之。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於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蔣閲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餘之心理無一不合也。”（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1日）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閲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自稱“閲《墨子》自遣”（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2日、12月18日），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閲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的思想太古太舊。除此之外，蔣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日記中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瞭如下感想：
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歎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鍾。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蔣介石日記，1935年5月25日）。對於張居正，蔣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蔣介石日記，1935年4月27日、5月2日）。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為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蔣介石日記，193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