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討論捻軍失敗多着眼於農民階級的一般侷限性，而聯繫具體領袖人物的分析則較少，筆者從六個方面對捻軍領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體探討，分析了這些不足與捻軍失敗的關係
十九世紀中葉，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爆發了近代最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南方是太平天國和天地會，北方是捻軍，西南、西北是各少數民族。
但是，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沒有逃脱歷代農民起義的悲慘結局。對此，多少人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深入探討。但總覺得有隔靴搔癢之嫌，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由於“階級立場”、“階級意識”束縛着人們從深層次去探討，有頌揚沒有批評，有拔高而不實事求是。不能從主觀上，從農民本身尖鋭地提出問題，僅僅從理論上空洞地總結幾條教訓，唯恐觸及到問題的要害。這不是歷史的、科學的態度。本文力求避免這種傾向，從考察捻軍人物的侷限性入手，探討捻軍以及其他農民起義失敗的深層次原因。其他方面暫且從略。
咸豐剛剛登基，農民起義就在全國各地爆發，來勢之猛，完全出乎統治者的意料。這些起義有着十分鮮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國與清王朝對峙，目標明確，陣線分明。捻軍與北方其他農民軍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統和政治經濟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複雜。捻軍(包括其他農民軍)首領雖然形形色色，但傳統的“農民意識”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逼上梁山與自發造反
捻軍起義基本上是逼出來的，一是人禍，二是天災，為了生存不自覺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識十分淡薄。起義之初有意做“白頭賊”，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極少數。捻軍首領中的“梁山好漢”(仁義光棍)佔大多數，也有“五浪光棍”(或稱“武郎光棍”，即流氓無產者)。由於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脅，或尋仇鬥殺，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就上了“梁山”。捻軍首領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雖不是一個模式，被迫造反卻有相同之處。張樂行是地方上的大財主，有財有勢也有影響，生存並未受到威脅，“初無意作白頭賊”。但是，他好勇好鬥，做買賣，開賭場，保送私鹽，尋仇鬥殺，“爭光棍”、“攆綿羊”，於是與各種地方勢力的衝突日益尖鋭起來。他又行俠仗義，是地方上有名的“仁義光棍”，歸附他的人日眾，這就Î鴇旆醋急噶頌跫W僥謎爬中械姆縞嚼叢澆？終於把他逼上反抗道路。這種被迫造反終究是不能持久的，隨時表現為政治上的猶豫和動搖，於是他出現兩次“受撫投官”。自1855年(清咸豐五年)雉河集會盟以後，張樂行成為頭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騎虎難下，只有義無反顧，造反到底。後來他雖然犯過不少錯誤，但終歸是一位傑出的捻軍領袖，以反抗清朝起義始，以英勇就義終。張敏行是因為鬥爭形勢逼迫和張樂行把事件鬧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歷史舞台。龔得樹、蘇天福等人既因為貧寒，生存受到威脅，也因為捲進各種鬥殺衝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蘇天福事件”是導火線，引爆大規模的反抗鬥爭。侯士偉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參與鬥殺，最後結捻起義，豎起了紅旗。劉學淵、劉玉淵則是反抗鹽官的壓迫和誣陷而結捻起義。張宗禹是在與頑固兇狠的父親發生激烈衝突，無以家還而加入捻軍。張龍、陳大喜當初是團練小頭目，因受壓迫，憤而結捻起義。韓奇峯不願意造反，是別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門口，逼他出來造反的。江台凌、孫葵心則是受人欺侮，險遭砍殺、逮捕而豎旗起事。此外，劉永敬、劉天台、劉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蒼龍等，都因貧寒無以為生，被迫結捻起義，成為捻軍的首領。除了捻軍，河南的聯莊會，山東的長槍會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壽，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與當權勢力發生激烈衝突，才鋌而走險，發動起義，後來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來的。自發造反，胸無大志，缺少政治意識和政治目標，這是捻軍人物的共同特徵。正因為如此，他們無法團結起來，形成堅強、統一、浩浩蕩蕩的武裝力量，去共同奮鬥，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裝與地域集團
長期以來，宗族、幫會、社團是民間社會的三大組織形式，對於基層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發揮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近代農民起義除了幫會，如天地會、拜上帝會、白蓮教會起着重要的組織發動作用(後期的維新、革命運動則以社團起組織發動作用)，宗族組織(以族姓宗祠為核心的血緣性集團)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捻軍起義就是這樣組織發動起來的。宗族(家族)是結捻的紐帶，擴大一點為宗親集團。宗親集團以人成軍，舉家舉族從軍。以人成軍是宗親集團(宗族武裝)的支柱，人存軍存，人死軍潰。與宗族武裝緊密聯繫的是地域集團。捻軍起義初期，黃旗捻軍以張姓為核心，分佈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藍旗捻軍以韓、劉、李、任、陸、張等姓族為主體，以順和集為中心，地處毫州與宿州之間，其中以劉姓實力最強，地域最寬。白旗捻軍的姓族也較多，包括龔、孫、江、王、葛等，地處雉河以南。黑旗捻軍姓族更多，包括蘇、王、宋、劉、李、楊等，地處雉河集西北。紅旗捻軍力量小，地域狹，影響也小。這些地域性集團只是鬆散的聯合，以大宗族為核心。後來，地域性的五旗捻軍連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軍，以宗族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頭(宗族武裝)。只有張、龔、蘇3個宗族集團結成鞏固的聯盟，長期戰鬥在一起(龔、蘇白、黑旗捻軍中的其他宗族武裝後來也紛紛出走，形成新的集團)，也是捻軍的核心力量。
這種宗族武裝和地域集團是原始的，落後的，具有很大的落後性。封建社會長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歷史傳統，構成各式各樣、分散獨立的宗族社會和地域集團。這既是鄉村社會的顯著特點，也是農民軍山頭主義、小集團意識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蝕性和破壞性。數十支捻軍、數十萬捻軍隊伍，不但走不到一起來，形成強大的軍事集團，而且互相爭鬥仇殺，鬥得你死我活，結果被敵人各個擊破。為什麼捻軍起義時期，互相仇殺的、坐山觀虎鬥的、叛變投敵的、腳踏兩邊船的那麼多，這既是農民意識，尤其是流氓無產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團意識的幽靈在作怪。捻軍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十分濃厚，只有自己小山頭、小集團的利益，對外採取極端的排斥態度，姓族與姓族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旗與旗之間，集團與集團之間，相互對立，發展到了互相仇殺。就是在與清軍作殊死搏鬥時，爭奪仇殺時常發生。“劉餓狼事件”並不是什麼“怪事”，後果只是自毀長城，自掘墳墓。多少捻軍首領就是這樣被自己人出賣，而走上斷頭台，這種對立和衝突一直延續到捻軍失敗，血的教訓誰都不去總結吸取，寧肯自取滅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窮光蛋”
捻軍歌謠裏有“窮了多少日子主，發了多少窮光蛋”的唱詞。在皖北，“日子主”是對財主的稱呼。捻軍起義後，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擊，或被殺，或逃亡，或成了窮光蛋。捻軍首領中大量是“窮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軍的基本隊伍則是“窮光蛋”。“日子主”轉化而充當捻軍首領，如張敏行、張樂行兄弟，家有四、五頃地，分家後仍各有數十百畝。張樂行還開過糧行、糟坊、雜貨鋪，擺過賭場，販過私鹽，家有傭工、丫頭，可謂不大不小的財主。張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頃地，佃户傭工一大批。張振江也是個小財主，家有頃把地。可以説張姓黃旗旗主大多是財主出身，不過有大小之分。陸遐齡是地方有名的財主，又出身書香門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為一方豪強。蘇天福稍有土地，開過粉坊，賣過油，販過羊，是個小財主、小商人。王貫三稍有財勢，也是武秀才，在當地聲望不小。趙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韓奇峯是個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頃，在地方上聲望不小。江台凌家有兩頃地，本是個“日子主”，二哥還是個文生秀才。孫葵心有一、二十畝地，略有家財。紀倫有兩頃地，築有很大的圩寨，本人還當過清軍小頭目。張朝階祖上是書香門第、富貴之家，本人還有三頃地。葛蒼龍是有名的“鹽趟主”，給地方官吏當過“保鏢”。張龍、陳大喜既當過團練小頭目，家財亦富有。其他農民軍首領“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聯莊會、山東長槍會的頭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財有勢的人物，又是團練頭子，只是在與地方官吏、反動團練的衝突中反抗起義的。幅軍中的孫化祥充過巡役，販過私鹽，有財有勢。劉淑愈還是個進士。文賢教軍中的董乾儒是個舉人，宋繼鵬辦過團練，任團長。淄川起義的劉培德中過秀才，組織過團練。黃崖教軍中的張積中還是太谷學派的領袖。這些“日子主”們並沒有強烈的政治意識和造反精神，並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當個叛逆。他們結捻起義併成為主要首領既是逼出來的，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產物。一種情況是在與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強、團練頭目以及官府的激烈衝突中結捻起義，如陸遐齡、張樂行、蘇天福等。一種情況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團練、官府的壓迫結捻起義，如張龍、陳大喜、江台凌、紀倫等。一種情況是被他人抬起來，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韓奇峯等。他們沒有政治抱負和志向，也沒有這種意識，因此影響了後來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無法正確處理錯綜複雜的局面。捻軍首領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窮光蛋”(貧苦農民)，也有不少的流氓無產者。貧苦農民出身的，如龔得樹、侯士偉、劉永敬、劉天台、劉玉淵、劉學淵、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們地無一壠，房無一間，靠當傭工及一些不正當職業維持生計。他們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識。但他們沒有政治意識和覺悟，只是為了生存，為了復仇，為了暫時改變自己的地位或處境。其他的很少考慮過，更不會意識到應該造誰的反，怎樣造反。像李昭壽一類流氓無產者，苗沛霖一類窮秀才，稍有一點政治頭腦，但一己之利把他們引向邪路，反覆無常。苗沛霖兩次“抗清”，一圍壽州，二圍穎州，只是挾狠報私仇，殺仇人(如孫家泰、徐立壯、李華南)，當然也包括對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憤恨，其中挾私鬥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壽為了狹隘的私利，左右搖擺，甚至可以殺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與苗沛霖也發生火併。在他們眼裏，沒有固定的敵人，沒有固定的朋友，隨時可以反噬，當然也就沒有不敗之理。
四、圖生存與圖王霸之業
廣大貧苦農民為了生存起來反抗，這是捻軍起義的最初動機和主要目的。封建壓迫、天災人禍把他們逼上造反道路，其理想、出路是什麼呢？“農民意識”支配着他們，“替天行道，殺富濟貧”是他們的旗幟和武器，平均主義、功利主義則是經濟上的表現，是最基本的要求，於是，打土豪，殺財主，分浮財，“打梢”、“磨灣”，就成為他們的主要活動。這既是農民解決生存問題的手段，也是他們反抗鬥爭的主要目的。發展到政治上，帝王思想、專利主義、家長作風、權力意識，就集中反映出來。“裂土建封，光耀門閭，坐享無窮之福”，“開創疆守，以圖王霸之業”，就成為他們的最高政治理想和基本口號。鄉村裏稱主，地方上爭霸，圩寨裏坐起朝廷，做起土皇帝來，是捻軍首領很普遍的現象。他們一起兵，就假借“替天行道”的名義，在土圩裏打出自己的名號，建立起朝廷。張樂行在雉河集會盟後，既稱“大漢盟主”、“大漢永王”、“大漢盟命王”(後來又封為“沃王”)，確定尹家溝為“首都”，雉河集為“陪都”。此外，捻軍首領“王”的名號可多了，大都是自封的，蘇天福是“順天王”，侯士偉是“平西王”，張茂是“西懷王”，張捷三是“太平順王”。後期捻軍首領除了來自太平天國的，有張宗禹、任化邦、張宗爵、牛宏升、李藴泰、劉金鼎等，都封為“王”，但都是自封的。似乎沒有“王”的名號，起義造反就名不正，言不順。除了稱“王”，不少捻軍首領在自己的小圩寨裏坐起朝廷，封官許願。如劉永敬在順和集有自己的小朝廷，自稱皇帝，還有東宮、西宮娘娘。劉玉淵在自己的村莊做起“皇帝”，還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壓迫周圍幾十個圩寨聽他的號令，對老百姓也作威作福，霸氣十足。其他還有“齊天大聖”、“八封飛龍”等名號。
捻首們稱王稱霸，樹起朝廷，做起皇帝，並不是他們的過錯，是歷史的產物。“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他們稱王稱霸，敢於藐視清王朝，對着幹，也是了不起的英雄行為。然而專制主義、帝王思想畢竟是傳統文化、封建意識的產物，流毒了幾千年，浸泡着千千萬萬人的頭腦，擺脱不了，劉邦、朱元璋是他們的榜樣。另外，齊天大聖、水滸英雄他們接受最多，影響最深，也是他們的榜樣和旗幟。壓在社會最底層的貧苦農民要翻身，要出人頭地，要圖王霸之業，就要學齊天大聖，做水滸英雄。帝王專制思想終歸是民族文化中最原始、落後和愚昧的部分，也是農民意識劣根性的突出表現，對農民軍的腐蝕性、破壞性極大。捻軍裏發生的各種不正常現象都與此有關，最後導致自己的敗亡。捻軍起義時期，還沒有新的思想武器引導和武裝他們，只能停留在舊式農民戰爭的水平上，結局也只能是重蹈覆轍。
五、尋仇鬥殺與爭權位爭地盤
淮北民風強悍，其俗尚武，“刀劍以喜”，“聚眾打降”，已成習俗。一些人為了出人頭地，爭光棍、創光棍，於是形成了一夥一鋪一捻。在宗族觀念、地域觀念的支配下，在保運私鹽的活動中，在與官府、豪強的鬥爭中，一莊為一捻，一族為一捻，聚合起來了。捻首之間，光棍之間，各佔山頭，互爭雄長，尋仇鬥殺，越演越烈，就為捻軍起義埋下禍根。到捻軍起義時期，發展到爭權位爭地盤，形成大規模的內訌和武裝衝突。多少傑出的捻軍首領沒有倒在抗清戰場上，卻死在內部的鬥殺中。今天你殺了我，明天我就報復你，不擇手段，或赤膊上陣，或借刀殺人，或投敵出賣，陳陳相因，一個報應接着一個報應，形成惡性循環。誰都沒有逃脱這個“怪圈”，最終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造成分裂而失敗。起義之前，為了爭光棍、報私仇，互相鬥殺的風氣已蔓延開來。張樂行殺了侯永清、侯龍標，張、侯兩家成仇。後來，張敏行不顧大局，又殺了紅旗捻首侯土偉。張、侯還是姑表兄弟，僅僅是家族私仇就這麼狠殺，結果造成紅旗捻軍瓦解衰敗，影響極壞。張敏行好殺，得了個“張闖”外號，張宗禹好殺，得了個“閻王”外號，龔得樹好殺，先殺張得、張可，差點引來殺身之禍，後來在六安又設計殺死劉永敬、劉天台，影響和後果更加嚴重，造成分裂，削弱了力量，也孤立了自己。六安“劉永敬事件”過後，最有實力的藍旗捻軍，孫、姜等部捻軍(都是大部隊)跑了，張、蘇、龔捻軍只好依靠太平軍支援，才支撐焉。捻軍之間的爭鬥事件經常發生，即使在最危急的時刻也沒有停止，三河關、正陽關反圍攻戰中，黃旗、藍旗捻軍為爭奪糧食大打出手，矛戈相向。到了淮河中游，張樂行與張龍之間竟發展為“討伐戰爭”，尖鋭地對立。到僧格林沁南下攻捻，捻軍面臨嚴重危機時，藍旗捻首分紛投靠清軍，出賣張樂行等捻首。除了政治立場問題，則是挾私報復，是“六安事件”的延續。
除了爭光棍、爭權位，擴充勢力和地盤的鬥爭也非常突出。在殘酷而激烈的抗清戰爭中，大量捻首採取的是騎牆觀望態度，作壁上觀，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盟友被消滅，有的還幸災樂禍。捻軍內部也互相爭奪圩寨，甚至不惜以戰爭相向。李昭壽以捻軍起家，苗沛霖也加入過捻軍，後來叛變投敵，瘋狂地殘殺捻軍，那是性質問題，另當別論。在後期捻軍戰爭中，爭權位，互不信賴、團結的陰影仍然沒有消退。像許州分兵，各自為戰，像任化邦等捻首死在內部叛徒的屠刀下，不能不説是捻軍長期不和的結果。捻軍山頭林立，互相爭鬥仇殺，是“農民意識”的極端落後的表現。
六、腳踏兩邊船與叛變投敵
黃淮地區是清王朝與太平天國激烈爭奪的地帶，這裏的農民軍也就呈現錯綜複雜的局面。以捻軍為主體的農民軍，以及從敵對陣營分化出來的武裝(以團練為主)，腳踏兩邊船、叛變投敵的現象十分嚴重。以捻軍起義起家的苗沛霖、李昭壽表演得最有特色，對黃淮地區捻軍、太平軍的抗清戰爭，產生過極其嚴重的影響。清廷也不能容忍他們，苗、李的結局當然是可悲的。苗、李姑且不論，捻軍首領腳踏兩邊船、叛變投敵的也不少，同一戰壕裏的戰友經常轉化為刀矛相向的仇敵，幫助清廷消滅“友軍”。這一現象貫穿於捻軍起義的始終，防不勝防，最突出的是中期，前期次之，後期較少。初期，張樂行兩次“受撫”(一次受撫，參與進攻陸遐齡捻軍，一次沒有變成事實，但放棄了鬥爭)，影響雖不大，但開了個不好的先例。到了中期，捻軍首領搖擺不定，“變色龍”不少，在危急時刻就叛變投敵。這種情況以張龍表演得最出色。1858年(清咸豐八年)，李昭壽在清流關叛變投降勝保，由此形成捻軍中的投敵逆潮。年底，張樂行與張龍、李藴泰(分別為鳳陽、臨淮守將)發生“構釁事件”，張、李及韓秀峯等即與清吏進行勾結，隨即在臨淮、鳳陽召開投降會議，兩地公開插上清軍旗幟，淮北的任乾、孫葵心等人也一度動搖(未成事實)，一時“澮河流域各捻圩，均已遍插官軍旗幟”，波及到整個淮北。張樂行、龔得樹便發動“討伐戰爭”興師問罪，形成互相火併的局面。張、龔沒有成功，且一敗塗地。此時，張龍不接受張樂行的指揮，也沒有向清廷獻出城池，仍駐有太平天國的代表。袁甲三欲對張樂行行刺，張龍又事先通知張樂行預防。不久，張龍與韓、李、任、孫等人識破了清廷的翻臉無情，陰險狠毒，又收起清軍旗幟，堅守城池，頑強抗擊敵人的進攻。到危急時刻，張龍還是動搖了，結果被袁甲三誘殺。1863年(清同治二年)，淮南淮北捻軍戰爭嚴重失敗，張樂行率捻軍在雉河集展開最後殊死一戰。可是，長期積蓄的私仇舊恨一齊發泄出來，以劉天福、劉天祥、楊瑞英、李四一為主的藍旗捻首一齊叛變，成為張樂行的最可怕敵人。從某個角度説，捻軍不是被敵人打敗的，是被自己打敗的。
捻軍人物除了以上六個方面的嚴重弱點，還存在以下侷限性。“捻無大志”，政治目光短淺，沒有政治覺悟和要求，以一些原始、落後的口號指導反清戰爭。這就無法率領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擰成一股繩，同敵人作鬥爭，戰勝強大的敵人。“安坐土圩”，“各統其眾，各居其巢”，組織渙散，形不成統一的、強大的力量。遊民意識占主導地位，從“裝旗”、“打梢”謀生存，到處流竄，發展為軍事上的流寇主義。沒有文化修養，沒有戰略技術頭腦，盲動主義作怪，大量戰爭指導失誤，最後是“一着不慎，全盤皆輸”，失敗也就成為事實。這些教訓是十分深刻的，需要認真總結和吸取，本文不作專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