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最早報道了汪精衞叛國醜聞?新聞勇士嚴怪愚

一代報人嚴怪愚因不畏強權,文風犀利,筆挾風雷,成為抗戰時期與鄒韜奮、範長江、馮英子等齊名的著名記者。他曾第一個果敢揭露汪精衞叛國投敵的醜聞,震驚海內外,贏得了“新聞勇士”的美譽。

誰最早報道了汪精衞叛國醜聞?新聞勇士嚴怪愚

首揭汪精衞叛國醜聞

1938年12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與周佛海、陳璧君、陶希聖等人從重慶逃往越南河內,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和蔣介石發出“豔電”,主張“與日本交換誠意”,以“和平談判結束戰事”。次年3月間,汪又親擬與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的《汪平沼協定》,向日索取活動經費及軍費借款,並派“日本通”高宗武攜往東京簽署。以汪精衞為首的親日派脱離中央投日,對國民黨來説,自然是一大丑聞。蔣介石很是惱火,下令封鎖消息。重慶各報雖略知內幕,但身處“陪都”,在新聞管制的高壓下,只能暗中議論和觀望。

國際新聞社負責人範長江也無法揭露此事,情急之下,找到當時以中國西南旅行記者身份在重慶採訪的嚴怪愚(時任湖南省《力報》採訪部主任),並交給他一份材料,説:“國民黨禁鎖嚴密,重慶各報均不敢發表。《新華日報》為照顧關係,也不好刊登。我們商量,只有找到你,再試試你的勇氣,讓你們的《力報》首先發表這則震動國際的新聞。《力報》辦在湖南,天高皇帝遠,你有勇氣嗎?”嚴怪愚未及看完,就被汪精衞的賣國行徑激怒了,不禁拍案而起,大呼:“可恥!可恥!真是民族敗類。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領土,殺戮我同胞,而今竟有人認賊作父,想將五千年文明古國拱手相讓。我必須冒着坐牢殺頭的危險,馬上予以揭露!”

當晚,嚴怪愚寫成一則電訊,加急發回報社,並寄上一篇《汪精衞叛國投敵前後》的通訊。第二天(1939年4月7日),這則新聞便以《圖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實行降敵賣國》為題,一字不漏地在《力報》頭條位置登了出來。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汪兆銘先生與日簽訂密約,其倡導的和平運動,是公開投敵的可恥勾當,也是片面抗戰路線的必然趨勢。日寇在華進行政治誘降,看來已初見成效;國人切不可等閒視之!”消息既出,東南半壁傾刻譁然;全國民間報紙紛紛轉載,甚至整個國統區為之震動,羣情激憤,要求嚴懲漢奸賣國賊。重慶當局十分尷尬,因“惹事”的《力報》在湖南,蔣介石下令嚴查。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嶽懾於蔣介石的惱怒,一時惶惶不可終日。第九戰區長官司令部政工處處長鬍越大發雷霆:“嚴怪愚造謠,竟敢誣衊我們的汪副主席,非抓回來槍斃不可!”

《力報》披露事件半個月後,國民黨中樞見紙包不住火,也只得改變態度,宣佈將汪精衞開除出黨,中央社和各報才紛紛報道了這一叛國醜聞。薛嶽則轉怒為喜,胡越也改口説:“我們湖南是第一家公佈這個重要消息的省,別的省、別的報紙只好在後面趕黑屁股……”這樣,嚴怪愚和《力報》同仁才倖免於難。《力報》因此影響面迅速擴大,發行量由原來的三千份猛增到一萬二千份。嚴怪愚因其果敢壯舉而贏得了“新聞勇士”的美譽,隨後擔任了《力報》總編輯。

除了正義,嚴怪愚沒有什麼強硬的後台,因此他吃了不少苦。湖南《晚晚報》因發表了他一篇揭露曾任湖南省代理主席何鍵的公館黑幕的小説,就被當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嚴怪愚”這個名字發表文章。1940年5月,國民黨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湖南當局趁取締八路軍駐湖南辦事處之機,以“言論荒謬”、“協同‘八辦’陰謀推翻政府”為由,查封了《力報》,報館三人遭逮捕,嚴怪愚被投入監獄達8個月之久。此舉惹起民眾抗議,許多讀者拒絕辦理退訂手續,要求《力報》復刊。出獄後,嚴怪愚即與馮英子找省黨部書記廖維藩交涉,廖同意復刊,但提出復刊後的《力報》必須聽從政府指令。嚴怪愚即刻表態:“與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拂袖而去。這次交鋒雖復刊未果,但彰顯了這位新聞怪傑的膽魄與睿智。

創辦《力報》旗號鮮明

嚴怪愚本名嚴正,1911年生於湖南邵東縣九龍嶺嚴家橋。受同鄉老師賀綠汀革命思想的薰陶,嚴從小追求進步,1928年17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秋,嚴怪愚考入湖南大學經濟系。他性格剛正耿直,才思敏捷,在校期間即出版了《百感交集》一書。他經常在湖大校刊、《民國日報》《晚晚報》等報刊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在底層市民和輿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因此名聲大躁,被同學們譽為“嶽麓山的三大名人”。“嚴怪愚”這一名字確實有些怪,他曾談到此名的來歷:“我本名叫嚴正,年輕時邵陽當地一些豪紳不喜歡我,説這個姓嚴的又刁又滑,像條鮎枴子魚——就是鮎魚,此魚習性古怪,鄉人常用來罵人。邵陽話嚴、鮎同音。既然他們對我又恨又怕,我就乾脆叫‘鮎枴子魚’好了。”於是諧音“嚴怪愚”就成了他的筆名和學名,“嚴正”反而沒人叫了。

1935年,嚴怪愚大學畢業後放棄了所學專業,選擇了動盪危險的新聞記者生涯。當時許多親戚及同學勸他不要放棄能賺錢的經濟專業,不要走“歪門邪道”,有人甚至説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説人各有志,請勿勉強。踏入新聞界的第一年,嚴怪愚就到滬寧探訪,專程拜謁了他崇拜的魯迅先生。魯迅對這位執着於新聞和文學的年輕人很器重,長談之後語重心長地告誡他:“做人傲氣不可有,但傲骨不可無。”先生的這句話影響了他的一生。

為開闢一塊屬於自己的輿論陣地,嚴怪愚與好友康德、馮英子1935年在長沙創辦了《力報》,陳楚任主編,嚴怪愚任副刊主編兼採訪部主任,公開打出“擁護中共”的旗號,使《力報》成為當時國內頗具抗戰特色的一張報紙。

文壇巨匠魯迅逝世後,舉國哀悼,湖南國民黨當局卻下令禁止新聞界著文悼念。嚴怪愚和陳楚提出抗議,頂着壓力在長沙發起召開隆重的追悼會,並率先在《力報》上開專欄悼念魯迅,稱“高爾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個太陽,魯迅去世,東方殞傷了一個月亮”,許多其他報紙不敢採用的紀念文章也得以發表。此舉讓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滿,也激怒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機關報《國民日報》總編、省黨部主任祕書羅爾瞻。事也湊巧,不出幾天,北洋軍閥的大頭目段祺瑞辭世。羅爾瞻立即在自己報紙上推出特刊追悼段祺瑞,並拋出《魯迅、段祺瑞遺囑的評價》一文,大肆吹捧段祺瑞“公而忘私”,貶責魯迅“私而忘國”,説“魯迅之死不算得損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損失”。嚴怪愚立即撰文反駁:“魯迅的遺囑,我喜歡他的‘硬’,喜歡它刻毒而近乎實在……段祺瑞的遺囑,我喜歡他的堂皇,口氣足,雖然實際上做不到,事實上近乎誇大,可是到底可以給‘幻想’一點安慰。但我更愛魯迅,因為他一生沒有做過‘媚’的文章,他始終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為民眾的覺醒而吶喊。的確,段祺瑞功在‘民國’,那麼,魯迅則功在‘國民’了。”幾個回合下來,新聞界風頭十足的人物羅爾瞻理屈詞窮,大罵嚴怪愚“領了俄國盧布,啃了俄國的黑麪包”,沒辦法只好央人斡旋調停。25歲的嚴怪愚“牛刀小試露鋒芒,敢與權貴來較量”的勇氣傳為佳話。

隨後,嚴怪愚冒着“傾共”嫌疑和報紙被查封的危險,毅然在《力報》上刊登了毛澤東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力報》堅持抗日救國、爭取民主的正義立場以及在國統區的強烈反響,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極大關注。周恩來要求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代表徐特立每期寄送8份《力報》,他閲讀了嚴怪愚的很多精彩文章並擊節讚賞,説:“《力報》確實是一張不簡單的報紙,是一張堅決抗日的報紙,嚴怪愚先生行文旗號鮮明,確實是一位有勇氣的記者。”

戰場上的新聞勇士

1938年春,嚴怪愚與範長江、徐鑄成、謝冰瑩等一批青年記者奔赴徐州台兒莊抗日前線採訪,受到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的接見。在炮火連天的兩個多月裏,嚴怪愚和官兵們一起經歷了浴血戰鬥。一次,嚴怪愚在陣地上撿到一個炮彈引線管,他不知是什麼東西,撥弄了幾下順手一扔,結果“轟”的一聲爆炸了。等他清醒過來,發現右腿已被炸得鮮血淋漓。一些士兵為他包紮傷口時取笑道:“嚴書生,怪愚,名不虛傳。好在你命大,不然早就報銷了!”嚴怪愚也忘了疼痛,跟着眾人笑起來,説:“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他冒着槍林彈雨日夜採訪,忘我揮毫,寫出了《憑弔台兒莊》《隴海東線》《我們新的長城——黃河防線》等十幾萬字的戰地通訊,揭露日寇侵華的野蠻行徑,謳歌抗日軍隊的英雄事蹟,大大鼓舞了前方士氣和全國軍民的鬥志。

同年11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撥款3000元,將長沙《力報》搬遷至邵陽,稱邵陽《力報》。12月15日邵陽《力報》創刊,出版期數銜接長沙《力報》。創刊之初,嚴怪愚任副刊部兼採訪部主任。1939年1月,嚴怪愚辭去副刊部兼採訪部主任一職,任西南特派員,經廣西、貴州赴四川,2月中旬抵達當時的陪都重慶。沿途所見、所聞、所感,均寫成通訊,總題叫《三千里旅程》,寄回報社連續刊載。

另外,範長江和胡愈之向嚴怪愚提供了一份關於廣西情況的原始資料,請他寫一篇揭露這個“模範省”黑暗的通訊。那時日寇入侵桂南,嚴怪愚赴戰地採訪中,立即感到這個號稱“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廣西,與外界宣傳的相去甚遠,就寫了一篇《草色遙看近卻無》,對白崇禧、李宗仁的欺世盜名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抨擊。國民黨軍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部長白崇禧看了暴跳如雷,在廣西“擴大行政紀念週”上,指名道姓把嚴怪愚大罵了一通,揚言要捉拿嚴怪愚並把他槍斃。後來白崇禧退居長沙,仍對嚴怪愚耿耿於懷,在他開列的黑名單中親筆寫上了嚴怪愚的名字。白崇禧曾託人約請時任《長沙晚報》社長的嚴怪愚與他“當面談談”,嚴怪愚料知凶多吉少,只得潛回老家邵陽躲避。

1946年6月,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政府勒令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上海。這年冬天代表團啟程時,迫於緊張的局勢,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的盯梢下露面,只有嚴怪愚前往送行。第二天上海《申報》消息稱:“昨日中共代表團成員全部離滬,只有《東南日報》特派員嚴怪愚先生一人在風雪中送行……”隨後,範長江陪同嚴怪愚到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駐地拜望周恩來。嚴怪愚問:“內戰可不可能避免?”周恩來説:“這很難説,我們是一天也不希望打。要打,我們也只好奉陪,請人民再忍痛三年。”周恩來關切地説,“你留在國統區,望好自為之,注意鬥爭策略和安全。三年後,我希望能在北京見到你,怪愚先生!”

嚴怪愚以筆為槍,文章充滿火藥味;而當他有機會走上戰場時,同樣能真刀真槍地與敵人廝殺。1949年8月,我四野、二野大軍將國民黨白崇禧集團攔截在衡陽、寶慶一帶。一介書生嚴怪愚在戰火的激勵下,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湖南解放總隊湘中第二支隊,居然像戰士一樣端起了湯姆遜衝鋒槍,與國民黨王牌軍喊着“殺”聲搏鬥。嚴怪愚昔日對桂系的口誅筆伐演變成真刀真槍的較量,這是正處潰敗之際的“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始料不及的。回憶起這些往事,嚴怪愚説:“白崇禧一直要報這個‘一箭之仇’。但他不會想到,在那次作戰的解放軍行列裏,竟多了一個拿着衝鋒槍與他作對到底的人。”

解放後,嚴怪愚歷任湖南《工商晚報》《大眾報》副社長、湖南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兼編委會主任,1955年因“胡風事件”離開新聞界,先後在長沙一中、長沙師專任教。“反右”和“文革”中嚴怪愚都曾遭難,平反後當選為湖南省第五屆政協委員。1984年3月1日,一代名記者嚴怪愚在長沙病逝,享年73歲。湖南省舉行隆重的追悼會,有輓聯曰:“怪筆驚人,直揭人生真諦;愚公處世,飽經世道滄桑。”“筆挾風雷名記者,胸無城府老書生”。香港報紙也發表專文,高度評價這位新聞勇士不平凡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