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反應，是對外隱瞞汪出走的消息，動用各種途徑勸其懸崖勒馬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衞叛國投敵，是嚴重打擊中國抗戰的一件大事。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如何應對，將事情的影響降到了最小？
1938年12月21日，蔣介石獲得汪精衞私自飛往昆明的消息，大為意外，“當此困難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顧一切，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與不顧，豈是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覺回頭耳。”①22日，蔣介石已從龍雲的電報中知道，汪精衞計劃前往香港，與日本謀和。
對於汪精衞出走的嚴重性，蔣介石極為清楚，在日記中思考，“汪去後，對黨政軍以及各地之關係應特加審慎”“汪去後，外交與對敵或有影響乎？”“廣東軍人是否受汪影響？”“政府內部受汪影響人幾何？”。蔣介石預計中的這些連鎖反應一旦發生，一貫反蔣的地方軍閥、黨內親日勢力，都將隨汪投敵，導致抗戰陣營分裂。
但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期望能制止汪精衞的進一步投敵，因此處處留有餘地，稱“彼雖有意害餘，而餘應以善意救彼，對於此種愚詐之徒，只有可憐與可痛而已。”首先，蔣介石一再掩飾汪精衞意圖投敵的真相，免致其騎虎難下。12月26日，蔣介石一面抨擊日本的侵華野心，一面為汪精衞辯白，“汪先生此次離渝轉赴河內，實為轉地療養，純繫個人行動，毫無政治意味……外間一切猜測與謠言， 國人必不置信。”蔣介石親自致電張季鸞，希望《大公報》的報道汪時“寬留餘地”，“從輿論上造成空氣，防止其萬一失之憾”;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也祕密指示各報“停止討汪肅奸”。②
汪精衞訪問偽“滿洲國”期間，聽取軍事報告
其次，蔣介石指示同汪精衞關係較為密切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駐英大使郭泰祺、駐美大使胡適、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等勸其返回後方，或至少告假遊歐，不發表任何宣言。一向主和的胡適在信中説，“此時國際形勢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之犧牲……今日反對和議，實是為國家百年設想，務乞公垂聽。”長期追隨汪的郭泰祺説，“此時無論如何，請公勿公開主和，免敵人謂我領袖間政見不一而乘機挑撥。”③
另外，蔣介石讓澳大利亞籍顧問端納通知英美大使館，稱汪精衞“並未獲得授權去向任何人談論和平問題;中國不僅不會考慮日本人的和平條件，而且正在積極準備付出更大的努力繼續進行抵抗”，以示中國不會同日本停戰議和。
勸説失敗後，監視汪系人物，拉攏地方軍閥，使響應汪者寥寥無幾
對於各種勸説，汪精衞並不為所動，最終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了主和的《豔電》。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召開會議，討論“關於汪兆銘違法紀律，危害黨國案”。蔣介石主張温和辦法，先以個人名義去電勸告，或由中央給予警告，但其他與會者大都要求嚴厲處置，開除汪精衞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不過因蔣介石“力加阻止”，沒有同時發佈通緝令。在蔣介石看來，對汪“亦不可逼人太甚，使其趨於極端。”
同時，蔣介石又命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內，轉告汪精衞“如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旅費50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組織，免得為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④汪精衞拒絕出國後，蔣介石知其已決心叛國。1939年3月21日，軍統奉命暗殺汪精衞，結果誤殺曾仲鳴，反而加快了汪的投敵步伐。
蔣介石勸阻汪精衞投敵失敗，但通過一系列舉措，防止了更多人追隨其投敵。1939年初，軍統奉命監視還留在後方的汪系人物，“(甲)分令各外勤注意汪系在川康人員之言論行動;(乙)注意中央與地方軍政人員有無與汪勾結情事……(戊)汪系重要分子如彭學沛、陳樹人、陳克文等，均祕予監視，並翻拍照片……”其他，如稱讚汪出走“魄力偉大”的中政會祕書範苑升、暗中“為汪擔任交通職務”中華海員工會委員李凱臣等數十名汪系人物都在被監視的名單上，讓他們沒有機會投汪附逆。⑤
至於地方軍閥勢力，在汪精衞被開除黨籍後，張發奎、薛嶽、白崇禧等致電中央，要求懲辦汪的賣國叛黨行為。龍雲在汪精衞由昆明赴河內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態度曖昧，是當時最有可能響應汪的地方軍閥。蔣介石遂命多次與汪精衞合作的唐生智赴雲南“現身説法”，警告龍雲“汪為人善辯多變，生性涼薄，對人毫無誠意，尤喜玩弄軍人”，且戰時“忠奸不兩立”。最終説服龍雲發表談話，聲明“擁護抗戰到底，指斥和議”。⑥
在無人響應的尷尬局面下，汪精衞只好於1939年4月從河內赴上海，與日本代表就建立偽政權的問題進行談判。6月8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以汪精衞“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對汪嚴緝法辦。10月1日，蔣介石在答中外記者提問時，表示“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引狼入室為虎作倀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⑦至此蔣對汪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1940年3月30日，偽國民政府建立，汪精衞發表講話
同時，利用日方的和談計劃，虛與委蛇，拖延日本對汪偽的承認
投敵後的汪精衞急於建立偽政權，而日本卻不希望因此影響對重慶的招降，這就使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有機會假借日本主動發起的和談，拖延汪偽政權的成立，並使日本遲遲不肯在外交上承認汪偽政權。
1939年11月底，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與假借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名義，實為軍統工作的曾政忠商談“和平條件”，是為所謂“桐工作”。軍統當時的目的是刺探日方情報，阻止汪精衞政權成立。談判開始於1940年3月7日，歷時4天，然後“宋子良”回重慶報告，約定1周內帶回蔣介石的答覆。
3月26日是汪偽政權原定的成立日，但日本為等重慶回覆，通知周佛海：鈴木等人與“宋子良”的談判，“所談條件已有頭緒，大約二十三、四必有停戰消息，故此間日軍主張組府延至4月15日”。經周佛海力爭，日方答應組府時間最遲不超過3月31日。日方最終沒有收到重慶的答覆。3月30日，在“還都”名義下，偽國民政府建立。⑧
偽政權建立後，汪精衞等人期望立即獲得日本的承認。但鑑於汪精衞自身實力有限，日方一直寄希望於實現“蔣、汪合作”，再推動“和平”，“桐工作”並未就此終止。軍統偽造委任狀、蔣介石親筆文件等，繼續與日方假意談判，要求“有汪無蔣，有汪無和平”，“或叫汪出國， 或叫汪引退”。一直到1940年9月，日方才宣告“桐計劃”失敗。對於戴笠、曾政忠的工作，蔣介石大為滿意，稱讚説：“你們在香港辦的事很好。”
在“桐工作”後，又有“錢永銘工作”。錢永銘時任香港交通銀行董事長，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由其奉命出面假裝談判，讓日方頗為重視。1940年10月16日，影佐禎昭與汪精衞見面時説，日方正與重慶交涉和談，因此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日期會有所延遲。對於重慶方面的意圖，周佛海看得極為清楚，稱“錢永銘工作”是重慶方面向日本施展陰謀，意在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壞”活動。事實如其所料，談判毫無進展，日本只得在11月30日正式與汪偽政權“建交”。⑨
由於中國方面對“桐工作”與“錢永銘工作”的成功利用，使日本對汪偽政權的承認拖延了8個月之久。就在日本承認汪偽的同一天，美國方面發表聲明，申明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並給予1億美元貸款。這意味着國際局勢正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註釋：
①《蔣介石日記》，1938年12月21日;②孫彩霞：《蔣介石對汪精衞叛國投敵之處置》，《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③李志毓：《驚弦：汪精衞的政治生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第217、218頁;④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對汪偽政權的回憶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6、17頁;⑤唐潤明：《汪精衞出逃後軍統對汪系人物的監視》，《民國春秋》1997年第2期;⑥蔡德金：《汪精衞與龍雲》，載於《討逆集》，蘭州大學2005年，第141頁;⑦《嚴斥汪逆兆銘賣國投敵》，《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8，第127頁;⑧楊天石：《“桐工作”辨析》，《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⑨(日)藤井志津枝：《一九四〇年日本對華和平工作：“錢永銘工作”》，《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