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衞本名叫“兆銘”，“精衞”是筆名，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時用的。跟魯迅一樣，因為文章寫得太好，筆名的影響就超過了本名。大家叫着叫着，就忘掉了本名。
汪精衞的文章寫得好，參與籌備同盟會後，一度擔任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編輯，後來頗受孫中山賞識，被後者召為祕書。此人口才也極佳，跟誰孫中山到南洋一帶鼓吹革命時，俘獲富二代陳璧君女生芳心，成功抱得美人歸。愛情事業雙豐收，24歲的汪精衞，看上去前程似錦，鵬程萬里。
汪精衞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跟梁啟超有莫大的關係。
原來，同盟會成立之後，先後發起了六次武裝起義，但都相繼失敗，大量革命青年因此失去寶貴的生命。此時，保皇派領袖梁啟超就趁機批評同盟會的暴力革命，特別是同盟會領袖，自己躲在海外，卻瑣事別人在國內搞暴力革命，白白送死，“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
梁啟超的文章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同盟會內部也出現了反對孫中山的言論。同盟會面臨着崩潰的危險。作為孫中山的忠實跟隨者，汪精衞決定站出來，以事實反擊梁啟超的説法，證明同盟會黨人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並以此挽回社會各界對同盟會的信心和支持。正如他在寫給孫中山的信《致南洋同志書》中所言，“吾儕同志，結義於港，誓與滿酋拼一死，以事實示革命黨之決心，使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喚醒中華睡獅，引導反滿革命火種，則吾儕成仁之志已竟。”為此，汪精衞下了必死的決心，“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
1910年3月，汪精衞與黃復生、喻培倫等同盟會員一起來到了北京，伺機刺殺攝政王載灃。為什麼是攝政王載灃呢？很簡單。他當時是清廷的實際統治者，掌控實權。殺了他，能夠產生最大的影響。當然，刺殺難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擬。
載灃每天上下班的路線都很固定，而且都會經過鼓樓大街。汪精衞們開始想在鼓樓大街旁邊的一堵矮牆上扔炸彈，炸死載灃。沒料到那幾天鼓樓大街在修路，載灃改道了。於是又改計劃。什剎海旁的甘水橋下就成為最佳的爆破地點。那地方三面環水，人煙稀少，端的是作案勝地。
4月2日凌晨，汪精衞與黃復生、喻培倫等來到甘水橋，在橋下挖坑埋起了炸彈。幾個人幹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突然來了幾個警察和憲兵。他們趕緊撤離，但由於炸彈太沉，沒能搬走。事情就這樣敗露了。沒過幾天，汪精衞和黃復生就在出租屋被軍警抓獲。
弔詭的是，最先發現埋炸彈的人並不是警察，而是一位完全不相干的局外人。有兩種説法，一説此人是附近居民，凌晨起來出去小便，見橋下影影綽綽，以為是埋贓的小偷。一説是一位趕大車的，妻子三天三夜未歸，丫出門散心，見到汪精衞他們鬼鬼祟祟，以為是姦夫淫婦正在辦好事，就報警準備捉姦。
謀殺攝政王，當然是死罪一條。可是在審訊的時候，汪精衞和黃復生都表現出了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他們都爭當主謀，希望犧牲自己，保存隊友。汪精衞在獄中無事，每日作詩。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浪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世界上居然有不怕死之人？這讓主管案件的肅親王善耆對二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肅親王在查看了汪精衞、黃復生二人的供詞後，非常欣賞汪精衞的才華。加之當時清廷也害怕革命黨報復，展開更大規模的刺殺行動，就勸説攝政王饒這二人不死。攝政王同意了。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黃二人“誤解朝廷政策”為由，免除汪黃二人死罪，判處二人永遠監禁。汪精衞、黃復生二人撿回了一條命。
雖然刺殺沒有成功，可汪精衞、黃復生的英勇舉動感動了無數民眾。後來，武昌起義爆發，全國20多個省市響應起義宣佈獨立。為了挽回民心，清廷趕緊宣佈廢除黨禁，釋放政治犯。其中就包括汪精衞和黃復生。1911年11月6日，汪、黃二人被清廷釋放出獄後，受到北京社會各界民眾1000餘人的夾道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