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宋美齡風靡美國受到熱烈歡迎時，英國也向宋美齡發出了邀請。英國外相艾登向顧維鈞保證，一定用最莊重堂皇的儀式來接待宋美齡。
一向矜持的英國紳士為何也仿照美國人做起了宋美齡的發燒友？
這有其緣由。時至1943年，英國政府對於繼續縱容日本為所欲為，將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開始清醒起來。他們已經認識到，即使單純從英國的利害關係考慮，其惡果也是不容忽視的。丘吉爾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致電羅斯福，表示“中國如果崩潰，將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機。”而且他們也感到了華盛頓“要求它對中國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和更有助益的政策之壓力”。在阿卡迪亞會議期間，丘吉爾寫信給韋維爾時説：“我必須向你解釋美國的觀點。在許多美國人的頭腦中，中國和大英帝國一樣重要。”“如果要把我在美國學到的東西歸結為一個詞，那就是‘中國’。”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民英勇頑強的犧牲精神和遭受野蠻侵略的苦難，已經引起了世界人民包括英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這些因素融匯在一起，終於促使英國當局開始對中國採取一種比較友好和積極的態度。英國政府領袖曾一再向顧維鈞表示：“為了解決戰後必定出現的許多問題，兩國間的密切合作不僅是雙方的願望，也是十分必要的。”
力邀宋美齡赴英國做國事訪問，正是英國政府希望與盟邦中國加強友誼關係的一種姿態和行動。宋美齡應羅斯福總統邀請訪問美國，美國政府已給了宋美齡非常隆重的接待，而她在各處的演講更是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認為，不論從中國在同盟國中的地位這一角度考慮，還是從宋美齡在中國的地位來看，宋美齡出訪英國，必將有助於增強中國對英國政府和英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但是宋美齡對於是否訪英，卻遲遲未作決定。因為宋美齡雖然喜歡英國文學，但對於日本侵華以來英國的表現一直讓人失望，所以對英國人沒有信心。這基於很多種事實：
英國的遠東戰略是維護其既得利益。英帝國是日不落帝國，是世界最大的殖民者，向來宣稱它是為了宗主國的利益而決不是為了殖民地的利益而建立的。維護既得利益是其全球戰略的主要目標。九一八事變前後，正逢英國的經濟危機，財政大臣張伯倫警告政府，“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在財政上經濟上比軍事上更不具備在遠東進行一場大的戰爭的能力。”英國害怕戰爭將導致他們“在遠東的貿易和影響”消失。所以，在解決遠東問題過程中，始終堅持避戰求和，採取姑息日本侵略的綏靖政策。為此，外交大臣西蒙做過扼要的説明：
政策——對日和解。
對中國——不要只是依靠別國，盡你們自己的責任，不要尋求轉向盟軍。
對日本——我們不想制裁。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國聯提出起訴，要求國聯採取行動制止日本侵略。英國操縱國聯連續通過兩個決議，對日本軍侵略行為未作任何譴責，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同時向中日雙方呼籲停止衝突、撤退軍隊，把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置於同一位置。
七七事變，日本撕毀九國公約，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改變了遠東的國際格局，與大英帝國在遠東既定政策產生了尖鋭的矛盾。但由於德國法西斯上台，歐戰一觸即發，英國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只好在遠東利益問題上尋求美國的幫助與支持，“同美國完全一致，走得一樣遠，既不能在前面，也不落在後面。”當時美國已明確宣佈不願制裁日本，張伯倫政府就寄希望於日、英妥協，以犧牲中國利益來緩和英日矛盾。英、日簽訂的《戰時中國關税抵付外債辦法協定》、《有田——克萊琪協定》即是典型表現。
由於日本的目標是獨佔中國，所以儘管張伯倫政府煞費苦心，無異於與虎謀皮。11月3日，日軍佔領武**廣州後，近衞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公開表明日本獨霸中國的決心，英國當局才如夢初醒，態度趨向強硬，開始採取一些措施對付日本。
1938年11月16日，英副外交大臣巴特勒宣佈，英國正在研究對中國提供貸款，修築滇緬公路。第二年3月8日，英財政大臣宣佈，將由英國的匯豐、麥加利銀行同中國的國家銀行共同設立1000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促進英國對華貿易和投資，這對於日本要“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在財政上使中國中央政府自行消滅”的陰謀是個很大打擊。英國還加強同法、美的軍事聯繫，三國在新加坡舉行關於遠東防務問題的對策會議。
1939年歐戰爆發後，德國法西斯橫掃歐洲，為避免兩線作戰，英國繼續對日本謀求妥協，一再退讓。1940年6月，法國敗降，英國遠征軍損失慘重。日本利用英國困境，脅迫英國關閉滇緬路，以切斷中國外援，動搖中國抗戰信心，解決中國問題。新任首相丘吉爾認為：“在目前新形勢下，我們不應該為了聲望而招致日本的敵對。”7月7日，英、日簽訂了封路協定，關閉滇緬路3個月。
英國雖然以封路討好日本，以求得一時苛安，但日軍南進的腳步踏碎了它的夢幻。1940年9月23日，日本佔領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與英美爭奪亞洲殖民地的跡象日趨明朗。27日，德意日在柏林正式簽訂三國同盟。英日戰爭危機逼近。英國才感到“綏靖政策之在東亞，亦不能收到理想之效果。”在美國遠東政策影響下，在無力面對日本挑戰的情況下，英國決定藉助中國的抗戰力量來遏制日本的進攻，以保持英國在亞洲的力量均勢。於是英國拒絕了日本提出的延長關閉滇緬路的要求，於10月18日重新開放。之後，又派了不少將士來中國學習游擊戰。1941年1月，英國政府任命丹尼斯少將為駐重慶陸軍武官，開始和中國醖釀建立中英軍事同盟。
1941年1月成立了“中國緬印馬軍事考察團”，由商震、林蔚掛帥，赴緬甸、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做了3個月的實地考察，以共同商定保全緬甸的軍事計劃。5、6月，中國方面根據考察情況提交了洋洋30餘萬言的報告書，擬定了中、英、緬共同防禦計劃草案。然而，英國卻不重視這個考察報告。不久，中國軍方向英方提出《中英共同防禦意見書》，同樣未採納。此後半年多，英國既未對中英共同防禦着手準備，亦不同意中國軍隊入緬佈防。這是因為英國軍事當局認為以大英帝國的招牌，以英國的雄厚的力量，日寇斷不敢輕易挑釁，它們決不會在馬來半島和緬甸遭到地面進攻。即使日本要截斷滇緬路，肯定是從中緬或中老(撾)邊境，而不會是經過緬甸。相反的是，英國視中國為“長期威脅其殖民主義政策的民族主義國家”，防範着中國勢力進入它的殖民地緬甸，擔心中國進入緬甸後賴着不離開，故千方百計反對中國軍隊入緬佈防，強調中國軍隊只能在中老、中緬邊境上佈防。由於英國的虛榮、固執，中英軍事合作問題被束之高閣，坐失良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應付危機，經蔣介石提議，徵得美國總統羅斯福同意，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在重慶蔣介石官邸舉行聯合軍事會議，史稱“東亞軍事會議”。
宋美齡出席會議，親眼目睹了蔣介石與英國代表駐印度總司令韋維爾的爭執過程。蔣介石為維護盟國利益，提出“如果英國需要，我國可派80000人入緬作戰。”韋維爾卻傲慢地答稱：“如果由貴國軍隊解放緬甸，實在是英國人的恥辱。”明確表示：“我們只請中國能惠允撥借美援物資就可以了”，並表示：英國向中國所借的物資“亟盼緊要關頭過去之後，我方即能如數償還”，避免給中國留下“來此乞援之印象”。韋維爾的無理與言語中對中國的輕蔑讓宋美齡氣憤，她發言中指出：“請注意中國的地位！”史汀生也因此批評韋維爾“過於武斷，不講方法，還以舊日的英國方式對待中國。”
羅斯福也竭力勸誡丘吉爾不要過於輕視中國的作用。他對丘吉爾説：“如果人口眾多的中國走上日本近一個世紀來所走的道路，並擁有現代化武器，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要求丘吉爾拋棄殖民帝國的陳見，如果要中國在未來發揮大國的作用，現在就必須像對待大國一樣對待它。丘吉爾不以為然地回答説：“我出任英國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遠東部隊在日本的攻擊下一籌莫展，英國海軍遠東艦隊全軍覆沒，緬甸、印度均告急。英國向中國請援。中國在世界人民、世界反法西斯戰場最需要的時候，沒有退縮，派出的第一支遠征軍，10萬中國官兵依靠簡陋武器、在供養極差的情況下英勇作戰，在面臨絕境、在慘絕人寰的情況奮勇求生，同古戰役與仁安羌戰役，曾轟動英倫之島，戴安瀾將軍英勇捐軀，孫立人將軍獲得英國皇家勛章。而英國一直表現得極端自私自利，當中國遠征軍攻至緬甸仰光附近，就趕緊後撤。在整個緬甸保衞戰中，英軍沒有作任何戰略配合，甚至不向中國軍隊提供關於緬甸的任何信息，一心只想在中國軍隊掩護下逃往印度。中國遠征軍的失敗自有英軍的“功勞”。
5月10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廣播演説中，大大讚揚美、蘇在各戰場中所起的作用，唯獨對中國抗戰，對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中所做的努力包括為援助英軍所做出的犧牲，隻字不提。這就激怒了蔣介石。他指責説：“英人對我緬甸軍隊一切不顧，至丘吉爾的態度對我等於唾棄，以怨報德，徒有勢利，而無信義！”
1942年開始的廢約運動，英美態度迥然各異。英國還是一副殖民者心態，仍然抱殘守缺。1942年4月25日，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在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就美國同英國磋商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問題答覆説，目前這樣做“不過是被看作一種軟弱的結果”，因而主張在遠東和平恢復以後再着手此事。英國外相艾登當時也向美駐英大使懷南特談過類似的想法，認為此時廢約會在“中國引起誤解”，“目前不是一個適當時機”。顯然，英國的這種考慮主要是出於面子觀念，要維護大英帝國的所謂體面。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應收回九龍，為此並據理力爭。但是，英國政府藉口九龍租借地不在新約談判範圍，拒絕交還九龍。對於香港，更是不情願歸還。英方立場頑固，甚至揚言即使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11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倫敦市政廳發表演説時表示了強硬的態度，宣稱：凡屬於英國者，他必保護之。他不是為了解散大英帝國而出任首相，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請另找他人辦理。他決不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領地。最終中國未能通過談判收回港九。
在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別訂立平等新約，取消了在華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從法理上説，中國與盟國是平等夥伴關係了。但是1月的卡薩布蘭卡會議與5月的華盛頓會議，都未邀請中國最高領導人與會。
丘吉爾在1943年3月發表的演説中聲稱，他認為戰爭的進程應該是先打敗德國，然後盡最後的努力來戰勝日本，並説用不着使用對付德國的全部軍隊去“挽救”中國。在談到戰後秩序時，他説將由英、美、蘇三大戰勝國來商討世界組織的建立，將中國排除在外。重慶政府對丘吉爾在講話中將中國排除在戰勝大國名單之外，並對中國使用“挽救”一詞極度反感，認為這是對中國的“有意輕蔑”。
宋子文首先對此的反應是，對英國在輕視中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典型的帝國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的觀點，尤其感到難以容忍。在進行中、英平等新約談判時，宋子文便對英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頗為不滿。此時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請宋美齡訪英，宋子文認為：“如果他處於蔣夫人的地位，他就不去，丘吉爾的那篇講話使訪問顯得更為不妥。這樣做就像中國捱了一記耳光還陪笑臉。看來我們將受到一個被英國挽救的流亡政府的待遇。”但同時，宋子文也表示了另一種觀點：“反過來，説不定正是為了這篇演説，蔣夫人更應該走一趟。”他告訴顧維鈞説：“他剛給蔣夫人寫了一封長信，説明他自己的看法，但是訪問與否請她自己決定”，請顧維鈞“和蔣夫人討論以下邀請問題，並對他信中提出的看法做些解釋”，“無論如何她應及時做出決定，不要總叫英國等待”。
經過幾番考慮之後，宋美齡最後以身體不適為由，婉言拒絕了英國的邀請。
同年5月，丘吉爾訪問華盛頓，並且帶來了100多位重要將領及官員，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陸海空軍司令長官，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規模。宋美齡立即告知蔣介石這一消息。
蔣介石主張會見丘吉爾，對宋美齡説：“丘吉爾即到華府，如能與英相見面，則於公私均有益。此正吾人政治家應有之風度，不必計較其個人過去之態度，更不必心存意氣，但亦必須不失吾人之榮譽與立場。此事或可由顧維鈞與哈里法克斯先行接洽，而後由羅總統為之介紹。如與文兄出席會議時，請預商文兄，應請其代表發言，而吾愛竭力協助之，如其言有遺漏之處，則再由吾愛代其補充説明之可也。”
同時，蔣介石在重慶以國民黨政府名義召見美國駐華代辦，發表聲明：“此次丘吉爾首相在華府期間，凡與中國有關事項，或與太平洋有關問題，如有會議，請約蔣夫人與宋部長出席參加。”顧維鈞也認為這是正式通知，羅斯福、丘吉爾必能重視，請宋美齡及早準備一切。
遵照蔣介石夫婦的指示，顧維鈞大使開始積極活動，以安排丘吉爾與宋美齡會面。
事實上，顧維鈞自從聽到丘吉爾到美的消息後，就認為二人會見是個好主意，對中、英關係能有重大影響。但他覺得惟一的問題是：丘吉爾是否打算來紐約，那樣對訪問宋美齡比較方便(除赴白宮外，在丘吉爾訪美其間宋美齡一直在紐約)。如果丘吉爾覺得佔用時間太多不來紐約，但又願意與宋美齡會談怎麼辦？
與宋美齡同行的孔令偉認為：“蔣夫人是一位女士，丘吉爾前去拜訪比較合適。”
5月15日，顧維鈞找到哈里法克斯説丘吉爾與宋美齡有極好的見面機會。
丘吉爾儘管行程緊張，可是他也希望能與宋美齡談談，這對於英、中合作和遠東局勢沒有壞處。
於是就由羅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齡與丘吉爾會晤，以圖緩解兩國的緊張關係。羅斯福請宋美齡在5月23日去白宮參加午宴。可是，宋美齡接到羅斯福夫人的電話邀請後，以身體“不適遠行”為由拒絕。羅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奧妙，這只不過是託辭，但他認為不必過分拘泥於禮節。因此，又建議改在5月26日，以便宋美齡能“不誤醫生約定打針的時間”。宋美齡並不理會羅斯福總統的安排，拒絕赴華盛頓(當時宋在紐約)會見丘吉爾。
在這件事情上，宋子文也曾勸其妹妹以大局為重，併為其妹妹安排了與丘吉爾會晤的時間，但還是被宋美齡拒絕了。在這種情況下，顧維鈞、宋子文認為她更應該去華盛頓，當羅斯福總統有意在微妙的局勢中提供解決辦法的時候，謝絕邀請是很不禮貌的。
可是孔令偉還是堅持：“作為婦女，應由丘吉爾來拜會，現在中國對日戰爭不很順利，蔣夫人不應該顯得過分遷就，不然的話，他們會爬到你頭上的。因此，蔣夫人一定要比以往更堅定，保持尊嚴。”
宋美齡再次拒絕了邀請。對於這件事，她在見到顧維鈞時做了解釋：“丘吉爾目中無人，一定要我去華盛頓見他，我謝絕了。因為在國際關係中和個人關係中，禮儀和尊嚴都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無論如何我在政治上沒有外交部長之類的職務，所以有條件表現堅決一些。”結果，宋美齡因為“尊嚴”未到華盛頓，丘吉爾因為“事太忙”不能到紐約，雙方終未見面直到兩人蔘加開羅會議才第一次相見。
丘吉爾夫人對此事耿耿於懷，二十幾年後，《紐約時報》外交專欄作家沙滋柏格採訪丘吉爾夫婦，還提起了那段往事：
(1943年)有一天羅斯福總統對丘吉爾説：“我想介紹你見見蔣夫人，她是位漂亮的女人。”羅斯福立即打電話給蔣夫人，邀她第二天到白宮來與丘吉爾一道午餐，但宋美齡拒絕了，她説，丘吉爾要先打電話給蔣夫人，她才會答應，午飯終於沒有吃成。
顧維鈞分析宋美齡不接受訪英邀請與不願意去華盛頓會晤丘吉爾，可能是因為“婦女往往比較主觀，或許蔣夫人在這件事上又比較感情用事”。他認為：“無論怎麼説，被邀訪英和在美國未同丘吉爾會晤這兩件事，處理欠妥。”顧維鈞很為這件事惋惜。他認為：“英王邀請她做國事訪問，肯定是一種表示深切友誼的姿態。這是給中國的榮譽，很少給別的國家。”
宋美齡的做法卻有其道理。如前所述，英國戰時在遠東的表現的確令人失望，一直是一種老牌殖民主義者的心態與架勢，即使在成為盟國後亦無多大改觀。1942年2月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回國後，對解決印度問題仍很關注。後來，由於英、印政府與國大黨談判失敗而矛盾激化，甘地準備再發動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時，與尼赫魯等一道被捕。蔣介石多次呼籲雙方和解。由於甘地絕食，生命垂危，1943年2月12日，蔣介石致電宋美齡，要她“面商羅斯福總統，從速設法切勸英國政府立即釋放甘地先生，以確保聯合國為民主、為人類作戰之信念”。宋美齡遂及時告訴羅斯福。羅斯福果然致電美國駐印代表菲利浦斯告訴印度總督：“無論如何不能使甘地先生因絕食而亡。”但印督答稱：“如彼欲死，似無辦法。”
宋美齡為了促進釋放尼赫魯而繼續努力，又發表聲明敦促“釋放尼赫魯”。為此，英國政府很是惱火，駐美官員哈里法克斯找中國外長宋子文提出抗議中國干涉別國內政。宋子文機智地回答：“這件事不足為奇，因為蔣夫人是位婦女，説話時會感情重於理智。此外，這是她個人的發言，英國不必過分認真。我將不把抗議轉達，以免把事情弄僵。”為以毒攻毒，宋子文就另一件事提出了抗議：當宋美齡赴美國時飛經印度，英、印當局並不知曉，事後英、印政府致信美國政府，抗議“偷運”宋美齡經過印度。宋子文認為：“對蔣夫人這樣有身份的人，用這類語言是不可饒恕的，這是英政府的無禮和失態。”“已要求薛穆爵士收回那封信，因為不想將這件事報告委員長和蔣夫人而使事態惡化。”現在，宋子文也請哈里法克斯“將這件事向英王陛下大臣艾登彙報”。
自中、英新約簽署後，蔣介石對英國的態度有所改變，他曾指示有關部門應儘量與英國建立良好關係。因此，蔣介石希望宋美齡能夠應英國邀請訪英，在宋美齡決定不去英國後，他又希望宋美齡能夠在美國與丘吉爾會面。但是宋美齡根據英國一貫表現判斷去英國不可能有訪美那樣的效果，見丘吉爾也不能改變他的既定方針，與其出訪無效果，不如拒絕，在丘吉爾面前表現出的傲慢態度，對他進行一個回擊，作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國不應該也不能太軟弱。從這個角度看問題，也無可厚非。
但是宋美齡拒絕在華盛頓會見丘吉爾，拒絕去英國，使英國很傷面子。克里浦斯爵士認為這“非常不幸……恐怕即使蔣夫人現在要來英國，英王、英後和首相也不歡迎了”。
1943年7、8月間，為修復中、英關係，宋子文訪問倫敦時，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務次官賈德干都沒有到火車站迎接，這種輕慢中國的一種姿態，也許是一種報復表示。英國政府的如此反應，倒證明了宋美齡當初決策的正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