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史研究中，一般把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建立，至1947年“中華民國”最後一部憲法實施前這一段時期，稱為“訓政”時期。
這一時期的中華大地戰爭不斷，先是南京國民政府北伐，然後爆發了抗日戰爭，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再次內戰。頻繁的戰爭導致中國政權不穩、經濟受到嚴重損害，老百姓持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北伐統一後，國民黨內部各方勢力的爭奪又趨激烈。
蔣介石為奪取中央領導權，削弱其他各派勢力，以實現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為幌子，提出了“統一軍政”“實施訓政”的口號。先頒佈了1928年刑法典，該法典以《暫行新刑律》及之前各刑法草案為基礎，參酌損益，愈加完備，但由於成立頗為倉促，條文過於繁複，實行效果不佳。隨後頒佈了1935年刑法典，該法典較之1928年刑法典對於反貪腐方面的規定更為具體。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這時，全國各社會階層和團體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開放民主，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全民族共議拯救國難之道。
但是在抗戰時期，尤其是中後期，由於戰局趨於平穩，在大後方，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得以隨之日趨加強，國民政府各級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職權，弄權貪污。
邱濤介紹道：“這些大發國難財的大小官吏，重點集中在物資、黃金和外匯三個方面。據史料顯示，1941年6月，美國政府曾凍結中國私人及公司、銀行在美國的存款，其中私人存款約為11800萬美元。1948年3月，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的援華報告中，美國人估計中國私人所有的外匯黃金、外幣約為5億美元，這樣數量巨大的私人存款，而且是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其來源很明顯，有相當大一部分是貪污受賄、操控圖利所得。”
這一時期，各級貪官污吏，尤其是上層官僚豪門集團發國難財的方法主要有：購買軍火，從中貪污;操縱公債投機;在香港搞黑市外匯交易;印製鈔券;利用抗戰後方物資奇缺之機，囤積居奇和走私販運等等。
邱濤舉例道：“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之一為‘美金公債案’。1942年，國民政府爭取到了美國的5億美元貸款，而孔祥熙借負責這些事務之機，帶頭大肆貪污，上行下效，釀成了轟動一時的‘美金公債案’。”
經查，孔祥熙一夥在這一起案件中共貪污20多億元，且證據確鑿。蔣介石包庇失敗，不得不委派財政部長俞鴻鈞進行查辦，最終也僅使孔祥熙於1945年辭去了行政院副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除繼續沿用1935年刑法典和某些戰前頒佈實施的刑事單行法規外，又根據抗戰形勢，制定了一些刑事特別法，以適應戰時非常時期的需要。1943年頒佈了《懲治貪污條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