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半祕密的政治勢力俗稱“藍衣社”的“力行社”，的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扮演短暫但聲名狼藉的角色。許多作家也以蔣支持這個組織作為他具有法西斯傾向的證明。藍衣社和納粹黨的衝鋒隊以及意大利的對應組織一樣，源自於一小羣充滿理想主義卻又頗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國家主義及最高領袖的軍官。和日本法西斯一樣，這羣人的狂熱使他們自以為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包括動用暗殺行刺)。但是，“褐衫隊”(Brown Shirt)人數高達兩百萬人，擔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隊;藍衣社門户森嚴，一九三八年解散時，成員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屬於它的羣眾組織，人數或許有數十萬人，但是他們沒被派上街頭擔任衝鋒隊。
藍衣社的任務是在全國各級學校灌輸軍事紀律和愛國精神，包括效忠“領袖”。種族主義和征服野心不是他們要教的科目。有些藍衣社成員力主正式宣告蔣介石為絕對領袖，但並未成功。儘管時常自我批評檢討，蔣的確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講或日記裏從來沒有他同意自己被像法西斯領導人那樣崇拜的跡象。他不準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陸的近身文職幕僚依然稱呼他“委員長”或“校長”，不是充滿崇敬之意的“領袖”;到了台灣，他只被稱為“先生”或“總統”。
據傳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經有一次被廣泛引用“祕密演講”，歌頌外國“法西斯”並宣稱中國“必須建立獨裁”。言外之意，就是建立法西斯領導。這段話據説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輯”當中的説法，而這些材料輯錄藍衣社的種種反日活動，以及針對日本傀儡“滿洲國”的地下工作。很有可能這些話是印刷、發行這本特輯的日本宣傳機構所編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學者的確引述這些字句來證明蔣嚮往法西斯主義。
蔣介石
另一個可能不實的説法，指蔣説過“日本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功是因為”兩國恢復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國革命要成功，“我們必須打造黨的獨裁”。這段可疑的引用中，蔣也在讚揚了日、意兩國的法西斯主義之後，接着強調説説中國必須振興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這些可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甚至中國共產黨所想要恢復的精神美德。
蔣固然有時也無情無義、殘暴不仁，但他缺乏一個極權主義獨裁者病態的狂妄自大和絕對的意識形態。他不斷對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實是自我妄想多過偽善，而且(誠如毛、周所相信)蔣對德性與倫理的宣揚，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個誠懇的人。
蔣在大陸時期，不像他的法西斯主義和其他極權主義敵人，必須忍受報界和政治對手不斷的批評。藍衣社經常被報界譴責，不當行為也被揭發。蔣原本對藍衣社的熱衷，反映出他體認到國民黨的貪瀆、派系鬥爭和一事無成相當嚴重。起初，他希望在藍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實、理想的追隨者，類似毛澤東陣營的忠貞幹部。蔣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藍衣社的存在，一連好幾個月他喜愛拔擢其青年成員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藍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對這個組織徹底失望”。
和共產黨地區不同，在國民黨轄區要對報章雜誌實施新聞檢查並不一定十拿九穩。想在外國租界或條約口岸查封一家中文報刊雜誌更是十分困難。有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生活》週刊不斷抨擊蔣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後事隔數月又改名(刊名中還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評政府的報紙，如《大公報》、《光明日報》在南京時期的國民黨轄區都可買得到。根據共產國際的文件，中共祕密利用莫斯科的錢資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統治下東北某不知名城市的報紙。
反政府的評論也繼續由軍閥控制地區的媒體流出來，例如雲南的《觀察日報》。中國的八卦小報也難以管束。這些八卦小報固然專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緋聞、新聞動態，偶爾也挖掘國民黨貪瀆失政的新聞有些真實，有些虛假。更沒有管制的是傳單，充滿着各式各樣政治言論。在大部分城市裏，中國讀者從來不愁找不到反政府、反蔣的材料;在共產黨地區則絕對見不到反共產黨的作品。兩者真是天差地別。
由藍衣社扶植的中國學生運動並不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團體這個名詞立刻使多數讀者聯想到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侵略、惡毒的態度。藍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國主義我們可以理解，絕大多數中國人無不如此。他們喜歡誇稱，通過恫嚇他們對壓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蔣、反政府民眾(主要是學生)示威運動作出貢獻。但是他們的活動都沒能停止中英文報紙及非正式印刷品對蔣及對藍衣社本身不斷出現的抗議和猛烈批評。
暗殺是藍衣社最受人詬病的活動。有兩個著名的被害人是軍閥將領，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來;還有兩人是天津的親日報人。這反映出藍衣社強烈反日分子的心態，該社的一份出版品聲稱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漢殺了四十名勾結日本人的“叛徒”。雖非親日派，但批評蔣不遺餘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藍衣社毒手的;中國保護人權聯盟兩名會員遇害，一是聯盟副主席楊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報紙《申報》負責人史量才。蔣有可能並沒下令幹掉這些人，蔣的情報頭子戴笠或許未請示老闆就自作主張(這樣蔣就可否認涉及)。不論怎麼説，報界把這筆賬通通記在藍衣社和蔣本人頭上。更重要的是，蔣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沒在日記中顯示關心它們，也沒提到他試圖制止這種行為，以免惡名昭著。
除了這些個案，某些歷史學家指控藍衣社涉及廣泛殺人最戲劇化的證據，是《大美晚報》(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祕文件”。據説，這份文件由蔣介石的“中國法西斯組織”發出，把五十五名“中國領導人”列入“暗殺對象名單”。伊羅生的雜誌《中國論壇》(China Forum)把這份文件交給《大美晚報》。伊羅生公開表態親共，日後成為托洛茨基派，不是沒有偏見，但是他並沒向《大美晚報》隱瞞此一“神祕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據説，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國租界搞綁架，有人指責他們“大規模”幹這些勾當。據説大部分受害人是“無名”的學生和工人，因此無法估計人數。兩個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幫派刺客王亞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中共，但實際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給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綁架。她獲得假釋，在南京住了三年後逃跑以嚴重的異議分子而言，這個待遇算不上嚴苛。王亞樵則被判刑十年。
蔣有能力下令幹出數以百計的暗殺和綁架，如果他認為這麼做攸關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國的生存的話，而他或許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證據並不清晰。明顯的是，發生的殺人事件還不足以大量減少中國大城市裏對蔣及其政府的公開批評，更談不上結束批評了。親共作家茅盾和魯迅 持續發表文學作品，痛罵國民黨的殘暴、貪腐，以及蔣介石的對日姑息。就和這些大貪瀆的指控一樣，國民黨從事政治暗殺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對中共而言都是好消息，蔣的反共派政敵、乘機作亂的軍閥，以及非共產黨的自由派，也不問真假，努力散佈這些謀殺的指控。
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進一步拉低中國尤其是上海的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對蔣及其政府的評價，助長大部分西方新聞記者、外交官和軍事武官對政府的鄙視。我們還可從其他情況看出，藍衣社根本不是殘暴不仁、使命必達的模範。共產國際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祕密活動的代表應該是國民黨綁架、暗殺的主要目標。可是，國民黨在上海的情報及地下組織挖出這些外國代表的成績卻相當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檔案文件透露，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地下組織處理鉅款轉賬，資助共產黨青年和勞工運動以及記者和書店，負責與莫斯科及江西蘇區的無線電通訊(它有“六到八個發報機”)，經營一所報務員學校培訓十一名學員，還有如前文所述，購買一架飛機。儘管它如此活躍，蔣的特務人員、英法租界警察、青幫，只抓到少許共產國際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