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走到了19世紀後半期。中國又生生錯過了二十年的改革機遇，這在很大程度上説明，清王朝的政治架構已經很難容納新的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成了生產力發生、發展的嚴重障礙。最後的覆亡當然不只是外來敵人這唯一的因素。
同 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的傍晚，清廷重臣曾國藩與其最為賞識的機要幕僚趙烈文有一段對話，在這段對話中，對天下大事有着極為精準判斷的 趙烈文認為，清朝一系列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到了關鍵時刻必將像夢魘一樣纏繞着滿洲人。這些歷史問題就是“誅戮太重”。
嘉定十日、 揚州三屠，諸如此類，滿洲人都沒有及時給予合理解釋。趙烈文預見了大清最後十幾年種族主義必然崛起，大清欲學晉宋南渡皆無可能。滿漢雙軌既是清朝統治穩定 的關鍵，又是大清王朝的命門，是一把雙刃劍。他預言，清王朝的覆滅超過不了五十年。趙烈文是在目睹着清王朝“同治中興”的曙光中説出這段話的。
落後的中國在西方主導的規則下，被動地進入了世界，被動地接受着叢林法則的蹂躪。連續的教訓，也在推動着它進行某種變革。《北京條約》意味着又一個時代的開 始。它被動地化解了中國與西方列強二十年來的衝突。知恥而後勇，在被英法聯軍打敗後，清王朝內部反而出現了誠心誠意向西方學習的現象。
同治中興是指清朝後葉，同治帝在位期間(1862-1874年)的一箇中興階段。
清帝國在兩宮皇太后、恭親王奕訢的領導下，以及“中興大臣”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平定了洪秀全太平天國運動，僥倖地解決了困擾 大清王朝十餘年的心腹之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在這一過程中獲得改善，一場以學習西方為標誌的洋務運動正在逐步展開，“同治中興”的歡呼聲充斥朝 野。
清政府如果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也可能就不會發生趙烈文的悲觀預計，半個世紀之後的清王朝可能會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東方。
然而，清政府沒有在學習西方的道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是半信半疑，中體西用，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到頭來發現學習西方的結果，差不多就是一系列半吊子工 程：中國擁有一支亞洲最強的現代化海軍，但是缺少近代的海權意識；中國擁有一大批近代企業，諸如福州船政局、輪船招商局、製造局、電報局、開平礦務局等， 但沒有產生自己的資產階級。掌管這批近代大型企業的人，差不多都是“紅頂商人”，因而這些企業雖然在基本裝備上非常現代化，但管理它們的卻是舊式衙門。
落後的政治體制，舊傳統背景下不可克服的腐敗，讓清政府陷入無法自救的惡性循環中，腐敗、貪污、驚人的浪費，是晚清官場的常態，清政府找不到重建新秩序的契 機，經濟上的“同光中興”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一個新的時代，中國沒有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加入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軌道，更沒有踏上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節 拍。
沒有什麼比思想的束縛更能阻礙傳統的突破。舊的觀念嚴重禁錮了中國人，扼殺了人才，窒礙了創新。中國在收穫“同光中興”經濟成功時，沒 有適時實現社會轉型，沒有培養出自己的社會中堅階級，這是最為可惜的一件事。它為後來的歷史突變，為大清帝國的瓦解，埋下了一顆最具生命力的種子。沒有冷靜的頭腦就不可能有冷靜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