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唐代法律《唐律疏議》卷二十六之規定：“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人者減鬥殺傷一等。”鬥殺傷就是故意殺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長流三千里！
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的6月，在西域重要的中西陸路交通樞紐高昌城，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兩個8歲的孩童，被一輛奔馳的牛車撞成重傷，引出了一場刑事附加民事的官司。
高昌城，驕陽似火，天氣悶熱。市民史拂8歲的兒子金兒和曹沒冒8歲的女兒想子，在商人張遊鶴的店鋪前玩耍時，被一輛拉土坯的牛車撞傷，兩個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30歲的年輕男子康失芬。“行客”就是來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僱傭一年的長工。這個案件的卷宗是1973年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發現的。
該卷宗提供的審判程序和處罰原則都比較完整，揭開了1200多年前那次車禍的事實真相，看到了唐代交通肇事處理的具體方法。
事情發生後，史拂和曹沒冒分別向官府提交了呈辭，陳述了孩子被牛車軋傷的經過，向官府提出了處理的要求，也就是把僱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
史拂的呈辭這樣寫道：“男金兒8歲，在張遊鶴店門前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將車碾損，腰已下骨並碎破，今見困重，恐性命不存，請處分。謹牒。元年建未月日，百姓史拂牒。”案件是一個叫“舒”的法官處理的。
在案件調查中，舒先是詢問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説牛車是借來的，自己駕駛技術不過關，在牛奔跑的時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釀成大禍。法官舒問康失芬有什麼打算時，康失芬表示“情願保辜，將醫藥看待。
如不差身死，請求準法科斷”。態度還算可以。就是先請求保外為傷者治療，如果受傷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處罰自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議》卷二十六之規定：“諸於城內街巷及人眾中，無故走車馬者笞五十，以故殺人者減鬥殺傷一等。”鬥殺傷就是故意殺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減一等，就是長流三千里。
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級。一般還有附加刑——三年“居作”，就是三年佩戴枷鎖勞動。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國古代對交通肇事的處理，是非常認真、非常嚴格的。也看出了當時的統治者，對交通肇事案件的重視程度。唐朝的牛車肇事與我們現在的飆車肇事、醉駕肇事比起來，只能是小巫見大巫了。
《唐律疏議》是中國現存第一部內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國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可以説是世界中世紀法典的傑作。
唐律的內容承前啟後，在總結前人的立法成果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並且開創了中國古代法典中法律與歷史結合的先河。
《唐律疏議》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説明，而且儘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唐律疏議》的完成，標誌着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
作為中國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唐律疏議》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同時，因此前的《貞觀律》等至今都已軼失，所以，《唐律疏議》成為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國古代立法史上佔有最為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