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的腐敗
有些無法將南明弘光朝廷和反清聯繫起來，如果反清事業尚可稱正義，而南明政府卻很難作為正義事業的領袖，但是“反清”口號後面若不加上“復明”這兩個字，又似乎不能夠叫做高舉義旗、一呼百應。可是如果反清就是為了復明，而且還是復南明小朝廷那樣子的政府，想必很多人也不會滿意吧。
難道只能在清朝政府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作一個選擇嗎？一定要非此即彼嗎？
我知道兩者都不代表正義，而正義――這個第三者，始終沒有過發言權。我以為與其在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或者是明朝政府中挑選一個作為正義來表達我們的義憤，不如多考慮一下怎樣才能避免這些一丘之貉輪番上台，演出一幕又一幕暴政取代暴政的鬧劇。
甲申年(1644年)四月，李自成率軍攻克北京，崇禎吊死煤山，南京明朝大臣們面臨解決王朝繼統問題，崇禎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只有從藩王中挑選，而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面三者分別在廣西、四川，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只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兒路王朱常芳。
宦官阮大鋮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謀此事，阮大鋮建議立福王朱由崧。其時福王有昏庸之名，但是阮大鋮、馬士英認為這樣的皇帝容易控制，於是就聯絡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佈擁立福王。
兵部尚書史可法認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貪、淫、酗酒、不孝、虞下、不讀書、干預有司，這種五毒俱全的人作了皇帝定會誤國誤民。
然而，福王朱由崧被馬士英等人早早迎入南京，史可法與高弘圖無奈，也只得加入了奉迎的行列。
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政事全委託給馬士英處理。
我們來看看這位荒淫皇帝的作為。
朱由崧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以“大婚”為名派出內官在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挑選“淑女”。
“都城內凡有女之家，不問年紀若何，竟封其門，受金然後釋放，又顧別室。鄰里哭號，唯利是圖”。
八月，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上疏説：“昨忽聞有收選宮人之舉，中使四出，搜門索蒼，凡有女之家不問願否，黃紙帖額即舁之而去，以致閭井騷然，人情惶駭，甚非細故也。……今未見明旨，未經有司，而中使私自搜採，不論名家下户，有夫無夫，界以微價，挾持登輿，宜小民之洶洶也。”
弘光帝在南京遍索不能如意，又派出內監前往蘇州、浙江等地選拔。
祁彪佳日記中載，1645年二月十二日，“因奉旨選婚，越中嫁娶如狂，晝夜不絕”。這時距離弘光朝廷的覆亡還不到三個月。
朱由崧派內官捕捉蟾蜍，配製春藥;內官們公然打着“奉旨捕蟾”的旗號督促百姓捕捉，被民間稱之為“蝦蟆天子”。
甲申除夕，朱由崧突然悶悶不樂，傳各位大臣進見，這些大臣還以為朱由崧良心發現，擔心起國家大事來，一個個都磕頭請罪，可是過了很久，這位皇帝才説：“打仗的事情，我還沒工夫考慮，我現在擔心的就是梨園子弟沒有優秀的人才，打算廣泛選拔，希望各位愛卿早點幫我去辦。”真是麻木不仁到了極點。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們也不甘示弱。
掌握朝廷實權的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醉生夢死，利用手中的權力鬻官肥家。
當時民間流傳民謠，“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顧誠的《南明史》中提到，甲申九月二十八日，餘煌在一封信裏不勝憤慨地描述了江南官紳的昏淫：“尤可異者，國難初聞，宴？不徹;登臨未畢，聲伎雜陳。而儼然鄉袞與愚頑同其歡謔，略無改容。近且架凌雲之台，演徹夜之劇，怪誕淫褻，錯出爭奇，婦女若狂，通都填咽。而一二領袖之家，皆巨室也，爭奪梨園，彼此相鬥，家僮至於破額，長吏為之解紛。如此景象，豈覆成世界乎？君親荼毒，宗社邱墟，宮闕慘於離黍，山陵同於藁葬，此乾坤何等時也，而般樂怠敖，倍於承平。夫獨非臣子乎？夫何至於此極也！弟與憂者，不在奴，不在賊，不在兵餉;竊以為神州陸沉，必自此病狂喪心始。披髮野祭，百年為戒，此辛有所見而深悲也。”
弘光朝廷不僅不以國事為重，反而想方設法粉飾太平，可謂苟且偷安達到喪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軍政
當時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區域，東自黃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長江以南，其物力、財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區雄厚，對清方、大順政權佔有非常明顯的優勢。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設江北四鎮，共擁兵三十萬。武昌的寧甫侯左良玉，擁兵二十萬。
而正當大順軍西撤、清軍在畿輔地區休整之時，山東、河南兩省的官紳、土賊處於羣龍無首，徘徊觀望之際，非但弘光朝廷毫無進取之意，就連我們的史可法史督師也一樣在軍事上毫無作為。
史可法曾奏稱：“近閲諸臣條奏，但知催兵，不為計餉，天下寧有不食之兵、不飼之馬，可以進取者？目前但有餉銀可應，臣即躬率？為諸鎮前驅。”
史可法言之鑿鑿，然而當時史可法和他的部將是不是真缺餉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鎮的時候，規定每鎮額兵三萬，每年供應米二十萬石、銀四十萬兩，由於當時一石米約值銀一兩，所以有的史籍徑直寫作一鎮歲餉六十萬，四鎮合計每年二百四十萬。
然而這年九月十二日“東平伯劉澤清、總督田仰奏請乞餉。上諭：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
也就是説，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鎮的軍餉早已給足一年半之需，所謂缺餉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進取的藉口而已。
南明政府擁有淮河以南遼闊的地盤，在明朝崇禎滅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從江南各地蒐括大量財物，彌補宮廷和邊關耗資，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財力供養北方的開銷。如今北方各地相繼淪陷，分別歸屬大順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財政收入上絕對是綽綽有餘，可是南明政府的財政還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監國的時候，有人主張依照舊例列入減免賦税的條款，以爭取民心。但史可法卻拒絕採納，他説：“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
明朝滅亡就是因為崇禎的橫徵暴斂，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猶自不誤，照徵不誤，甚至變本加厲，南明和大順政權的“三年免徵”以及清朝多爾袞進入北京後立即宣佈廢除三餉，賦税按萬曆年間的冊子徵收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可笑的是，在已經失陷於大順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賦税，福王登極詔書中大方的宣佈：“自弘光元年始，山東錢糧全免三年，北直錢糧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軍事上毫無作為，軍費開支卻極度膨脹，左良玉和四鎮將領在大清和大順相持不下，兩虎相爭從中取利大好時機，不但無所作為，絲毫不見用兵，反而只求苟安，還為非作歹，給地方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軍餉，消耗國力，以至於南明政府財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錄》卷三記，甲申九月“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工部與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馬錢糧通盤打算，缺額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户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
因為南明財政收支不抵，户部就變相加徵。
甲申十二月決定“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一釐，給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紙”，合計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銀五十萬六千四百五十餘兩，道路譁然”。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裏，搜刮百姓財物無孔不入，所得金錢卻幾乎從來沒有用於救濟災民、興修水利等實政。除了豢養軍隊以外，財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費於皇帝、宮廷和官僚，供他們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於南京，馬上“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皆不以節，國用匱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蒐括民脂民膏，地方軍隊更是形如強盜，南明之民心從此就已消失殆盡。
諷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賴籠絡藩鎮而立，又以藩鎮叛降而亡，他那傾盡國力，耗資巨大所豢養的軍隊，在清軍南侵的時候，一戰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鐸初下江南的時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名。僅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員數目就超過了清兵南侵多鐸、阿濟格兩路兵力的總和。
以後陸續有左良玉之子左夢庚，黃得功部將田雄、馬得功，又是幾十萬的軍力，這些漢將為大清擊潰南明政府、統一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
南明重用這樣一些無恥將領，想不滅亡也難了。
南明之滅亡
南明小朝廷的無能腐敗可謂中國歷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誤在於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借虜平寇”。實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討賊，圖謀劃江而治的天真戰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會犯下這種戰略性的重大錯誤，原因是因為自身的腐敗無能、不思進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黨派林立，為爭權奪利紛爭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佔領北京之際。
弘光君臣看到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
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復大計”説：“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
當政的文武大臣，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
而軍事方面，南明最為倚重的江北四鎮中，二劉之兵皆“虛誇不中用”，惟高傑兵戰鬥力強。高傑兇悍桀驁，卻毅然拒絕清肅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誘降，疏請以己重兵駐歸德，冒大雪，沿黃河築牆，專力防禦清兵，並聯絡河南睢州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不料許定國暗通清兵，設計於酒後謀害了高傑，渡河降清，並引清兵至儀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勢危急之際，擁有數十萬重兵、鎮守武昌的左良玉，發兵南下，要“清君側”、“除馬阮”。馬士英卻公然提出：“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當時有人抗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馬士英命令“有議守淮者斬”，朝議之後，竟詔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國防大臣的身份督師一年多，卻沒有任何成果，既沒練兵，也沒防禦，更沒有趁大清和大順交戰之際收復失地，一味苟安，最後清軍南下，一敗再敗，退守揚州，以身殉國。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權滅亡。
因為清朝的推行民族壓迫政策犯下了嚴重錯誤，南明後期得以順勢團結了幾十萬大順軍、張獻忠的歸降部隊，提出反清復明的口號，共同對付清兵，曾經輝煌一時。但是各個將領依舊各自為政，南明的幾個大將，孫可望後期的飛揚跋扈，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鄭成功雖然有大志、有軍事才能，卻私心自用，斷送華南抗清大業。之後退守台灣，一心守護自己鄭家的地盤;李定國也是悲劇，出滇抗清前期遭孫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於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成功的虛應，結果導致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後只好死而後已。
南明之滅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奸臣，跋扈的將領，無能的督師，明朝的遺毒如黨爭、苛政、文人領兵都被完好無損繼承下來，甚至還有所發揚光大，那麼延續着明朝的滅亡之路走向覆滅也就順理成章了。
皇太極的改革
皇太極這個人很不簡單，以往我們過多把目光放到他在軍事的勝利上，而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大規模改革，而後者才正是後金興起的主要原因。
在努爾哈赤當政的晚年，政策上有不少失誤，他實行對對漢官漢民的殘暴政策。屠殺、鎮壓、奴役激起漢族各階層的反抗，造成後金社會的動盪不安。
皇太極即位後馬上就調整對待漢官漢民的政策，使漢官漢民的地位有所改善，以緩和女真族與漢族之間的尖鋭矛盾。
在皇太極即位後的第四天，就頒佈了一項命令：“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慾潛逃，及今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論。嗣後惟已經在逃，而被緝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論。”
在頒佈這項法令以後的第三天，又頒佈了一項新的重要法令，這個新法令要求停止築城等過重的勞役，使老百姓可以“專勤南畝，以重本務”。新法令還説：在社會上“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判罪犯，承擔“差徭公務”等，不得差別對待。
這些政策的頒佈對後金漢人的人心安定起了重要作用，從而為後金的軍事行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努爾哈赤時期，後金的國家行政機構十分簡陋，以旗代政，一職多能。皇太極致力於中央政府制度的改革，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整的國家行政機構，天聰五年(1631年)，設立了吏、户、禮、兵、刑、工六部。
天聰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即皇帝位，改國號“大清”，改元“崇德”。
崇德改元前一個月，即天聰十年(1636年)的三月間，改文館為“內三院”，即內祕書院、內國史院、內弘文院。這是繼天聰五年仿明制設立六部之後的又一次重大的建政活動。五六月間，還設立了都察院和更定蒙古衙門為理藩院，以完善中央統治機構。
皇太極通過完善中央統治機構的過程，削弱八旗貝勒的實權，逐步集權於中央的過程，從而鞏固了皇權。
因為皇太極的鋭意進取，大清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一系列的政府體制改革，為將來大清入主北京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滿族社會中沿襲着一種很古老的婚姻習俗，崇德改元之後，皇太極也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改革，規定：“自今以後，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嬸母、嫂子、媳婦。”同時還廢止了“夫死妻殉”的陳舊習俗。
天聰六年(1632年)滿文改革家達海，改進了初創時期的滿文。
於是滿族有了自己的文字，這些都是皇太極治理下了不起的成就。
皇太極重視農業生產，他認為農業是“立國之本”，“國之大經”，因此頒行一系列保護和鼓勵農業生產的法令。農業的改革是大清的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像努爾哈赤時候的經濟危機再也沒有出現過。
相比皇太極，明朝末年的幾個皇帝簡直無知無識，差得太遠。
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明帝國會有這麼多昏庸無能的皇帝，大奸臣、大太監，而不過數十萬人的女真族竟然會有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順治、康熙、雍正等等如此多的才智之士呢？明朝的滅亡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別有原因呢？
入關後的政策
大清進入北京後，多爾袞在范文程、洪承疇等的建議下，提出了“經綸方始，治理需人。凡歸順官員，既經推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行處斬，鞭責似覺過寬。自後問刑，準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説，以前的貪官污吏行為一概不計較，只要有利於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後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這樣，清兵征戰方面有多爾袞及其八旗子弟兵，有吳三桂的遼東精兵，戰略方面有范文程、洪承疇等運籌帷幄，政治上又制定合適的政策，大量啟用明朝的降臣治理國家，鞏固佔領的領土，為出擊李自成和南明，以及未來的一統天下做好了準備。
清朝政府的政治改革是關鍵。
清朝政府在多爾袞時期以及順治親政之初，就已致力於改革賦税徵收制度了。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廢除了明朝加派的軍餉。另一主要成就，則是丁口數與登錄在賦税冊上的土地數的增長。
清朝政府推行無主荒地免費分給農民墾種的政策。例如四川，每户可分耕地30畝，旱地50畝，交換條件是墾户須入籍。這些政策極大的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順治年間共開墾土地164263頃，即每年約9125頃。康熙年間共開墾273671頃，即每年4561頃。由於政府提供減税優惠，鼓勵土地所有者自己開墾田地，僅1658年開墾土地的總數就高達98259頃。
在1645至1661年間，因為賦税管理制度的改革，丁口數從1000萬增至1900萬，約增加了90%。同時，從1651到1661年，登錄在冊的土地面積幾乎翻了一番，從29億畝增至約52.6億畝，同時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得以收支平衡，甚至頗有盈餘。明朝中葉以來一直伴隨着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在清朝時期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清朝政府還開闢了專門的部門處理水利事務，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王永吉。
王永吉在明朝晚期以專長於財政、刑法和災荒賑濟而聲名卓著。
明朝水利系統早已經是混亂不堪。在清朝政府統治的前十年中，差不多每年都有河道大決口，造成嚴重水災。在王永吉的領導和清朝政府的支持下，開始了大規模的修建水利工程。
清朝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如1686年修建衝鶴運河，1688年疏浚黃河口，1699年加固江蘇高家堰堤壩。這些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後六十年內，黃河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大水災，這對河北平原和淮陰地區的老百姓來説是造福無窮。
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政府在政治、經濟等改革措施上並非自己獨創，相反，清朝政府的政治體制、中央機構，乃至改革方針，都是沿用了明朝時候的政策，甚至是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明朝滅亡後投誠過來的叛臣，改革對於清朝政府來説好像沒有明朝時期那麼難，雖然在清朝入關後推行民族壓迫政策，激起了大江南北的反抗，但是清朝的最終統一全國不是因為暴力鎮壓，而是因為積極的改革造成是不可否認的。
而明朝政府，以及南明政府，對他們而言，這些改革措施他們比清朝政府更有條件做到，他們完全可以得到民心，解決財政危機，提高軍事實力，只不過他們都不屑、不願去做罷了。
明之滅亡
明朝末年，“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後金的野蠻民族的所擊敗”。此論有失偏頗，清之取國於李自成，而非明，這是南明政府和清朝政府的共識。
明末年間曾流傳一首民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老天爺，你年紀大，你看不見人來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受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塌了罷！你塌了罷！”
可見普通民眾對明朝政府怨毒之深。
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穩定，絕非只靠殺戮。對於這一點，很多人下意識的忽略這點，只靠武力治理國家是行不通的，如元朝，如果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暴政，就算是縱橫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兵，也是迅速瓦解。
經過幾十年的農民戰爭和清朝的統一戰爭，全國土地荒蕪，人丁缺少，財政收支入不敷出。1661年，即順治十八年，全國人丁户口只有一千九百多萬口，還不到明朝萬曆六年(1578年)的六千零六十九萬多口的三分之一;全國的田地只有五百二十六萬多頃。
天府之國四川“民無遺類，地盡拋荒”，“有土無人”;江西是“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魚米之鄉的湖南“自嶽而長，村不見一廬舍，路不見一行人”。
而康熙採取了積極的政治、經濟改革，獎勵墾荒，輕徭薄賦，懲治貪污，並且興修水利，節約開支，1681年(康熙二十年)後，清朝的財政收入大為好轉，1709年(康熙48年)後，户部庫存銀由一千二百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1722年(康熙61年)，全國人丁增至兩千四百九十多萬口，田地增至七百三十五萬頃。1661年，順治年間，人口不過1億左右，到1791年，乾隆年間，人口數已經上升到3億。社會出現了相對繁榮安定的局面，史稱康熙盛世。人口的迅速增長和清朝的政策有很大關係，康熙實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之策。雍正推行“攤丁入畝”的税賦改革，取消了千年來的人頭税和丁役銀。這些都極大的鼓勵了中國民間人口的繁榮。
這樣的局面，是清朝政府積極的政策使然。清朝政府的改革已經超過了張居正時期的成就，相對於明朝中後期一百多年的昏君、特務政治、黨爭，以及苛政來説，説前清“康熙盛世”並不為過。
表面上，明朝政府是在內有李自成、張獻忠，外有女真的夾擊下最終滅亡，但是以後金區區數十萬人口，十來萬兵力，又或是在飢餓狀態下的幾乎毫無戰鬥力的百萬流民，是沒有可能推翻一個只要稍微積極一點的明朝帝國。
如果沒有女真，也沒有李自成，明朝繼續這樣毫無活力，步履蹣跚的走下去，民眾也繼續對壓迫和恐怖無動於衷，冷漠而麻木的接受這一切，那麼，中國的未來會怎麼樣？
中國又能夠憑什麼來改寫近代那麼最屈辱的歷史呢？
明朝之滅亡，實屬咎由自取，明朝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貧民百姓，都難辭其咎，明朝的命運操縱在他們手裏，而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或者容忍了不公正的對待，也就勢必遭到報應。
中國近代之衰落，現代之復興，未來之命運，都是同樣的道理。
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諫，今天我們所做的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在一百年後，一千年後，後人會驚歎我們勇氣和先見之明，還是會詛咒我們的怯懦和愚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