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美軍供述在朝鮮細菌戰 投彈內裝帶毒昆蟲

1952年8月,國際法律工作者協會代表團到中國人民志願軍俘管處總部碧潼,調查瞭解侵朝美軍在朝鮮北部地區發動細菌戰情況。

被俘美軍供述在朝鮮細菌戰 投彈內裝帶毒昆蟲

中央電視台10頻道近日播放了題為《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的電視片。電視片中有這樣的畫面:朝鮮北部的冬天,氣温達零下二三十攝氏度,在白雪皚皚的原野、山坡上卻異乎尋常地有蒼蠅、螞蟻、硬殼蟲、老鼠等多種昆蟲和動物四處活動。經過檢測,發現這些東西都帶有病毒和病菌。於是,一場細菌戰與反細菌戰的鬥爭廣泛地開展起來。筆者作為志願軍的一員,也親身參加了這場反細菌戰的調查工作。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我中國人民志願軍滿懷“抗美援朝、保家衞國”之志,跨過鴨綠江,抗擊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美軍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卻打不贏這場戰爭,他們竟不顧國際公約,冒天下之大不韙,對我方發動了大規模的細菌戰。

當時,美軍不僅在朝鮮北部地區,而且在設有“POW”(戰俘營)醒目標誌的志願軍戰俘營周邊地區投擲細菌彈,撒佈細菌、病毒。我志願軍俘管處派出以俘管處總部祕書馮寶龍為組長的一個小組,奉命率領軍醫和幾名戰士,在戰俘營周邊蒐集美軍投擲細菌彈、撒佈細菌病毒的證據。他們將蒐集到的細菌彈殼以及死蒼蠅、死老鼠等昆蟲和動物進行消毒處理,拍成照片,在戰俘營區展出。

美、英戰俘們看了展覽,大都相信這是事實,不容否認;但又不免擔心,美國這樣搞,戰爭將會拖延下去,回家的希望將會更加渺茫。也有極少數戰俘就是不相信。我記得,一個名叫道斯曼的美軍戰俘説:“美國不會違反國際法使用細菌武器、幹出這種蠢事的”。正當志願軍幹部、戰士、所有戰俘,以及周邊朝鮮羣眾普遍打防疫針的時候,道斯曼不僅不肯打防疫針,還故意從路邊找到一隻螞蟻丟到嘴裏吃了。結果第二天,道斯曼上吐下瀉、發起高燒。他急忙跑到志願軍醫務室哭訴道:“快救救我吧!我要活着回家去!”我軍醫護人員立即對他進行了緊急救治,最終使他轉危為安。

隨着我志願軍防空力量的增強,尤其是志願軍空軍飛機的升空,許多美國空軍飛機被擊落,多名美國空軍飛行人員被俘虜。據我方調查,他們其中有許多人奉命投擲過細菌彈。我們對被俘的美國空軍飛行人員做過細緻的思想工作,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且嚴格執行寬待俘虜的政策。許多美國空軍被俘人員打消了顧慮,紛紛交代自己投擲細菌彈、參與細菌戰的事實,其中一些細節,至今還令人記憶猶新。在筆者的記錄和記憶中,共接觸過25名交代投擲細菌彈、參與細菌戰的美國空軍被俘人員,現將其中幾人的情況介紹如下:

約翰·奎恩,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人,靠母親打工撫養長大。中學畢業後進入美國空軍航校學飛行,畢業後奉派到空軍學院任教,隨後被派到南朝鮮,在美國空軍第5聯隊第3大隊3中隊8分隊擔任B-26型機的中尉飛行員,1952年1月13日到朝鮮北部地區上空執行“特殊任務”時被志願軍擊落。奎恩被俘後很害怕,怕受虐待,怕被殺頭。然而,當時他腿部被樹枝劃破,鮮血把褲子都染紅了,是志願軍用擔架將他抬到衞生所,上藥包紮,換上新衣服,然後才送到後方戰俘營的。他發現志願軍人員發給他好的食物,給他暖和的衣服、毛毯,並且一再耐心而和藹地向他講解什麼是寬待政策,讓他緊張的心情很快就放鬆下來。不久,奎恩詳細交代了他幾次接受投擲“啞彈”(細菌彈)的經過情況。他説:“我投下的‘啞彈’,裏面裝有花蠅、黑跳蚤和其他帶菌的昆蟲。每個‘啞彈’長137釐米、寬36.4釐米,由兩瓣組成,內分4格,彈殼為鋼皮,厚0.15釐米。炸開後分為完整的兩瓣。我頭一次將‘啞彈’投擲在寧遠郡寧遠面馬上裏。另一次在博川郡龍西面星裏山地上空盤旋,正準備投彈時,飛機被高射炮擊中。”

肯尼斯·伊納克,美國俄亥俄州人,1943年6月應徵入伍,進入空軍。入朝後與奎恩同在美國空軍第5聯隊第3大隊3中隊8分隊,任中尉領航員,1952年2月的一天,在志願軍第9兵團駐地附近投擲細菌彈時被擊落。我們的女翻譯劉祿同志曾奉命帶領幾名戰士冒着零下30多攝氏度的嚴寒,緊急趕往離駐地30多公里的小山村,去接收這名被俘的美國空軍飛行員。由於這名美軍俘虜對於我志願軍寬待俘虜政策不瞭解,害怕得很。他趁我方管理寬鬆的間隙,從後門逃跑了。我警衞戰士在一個小山上找到他時,發現他手裏還拿着一片破鏡子,企圖用鏡子的反射光與美軍飛機聯絡。在事實面前,他發現我志願軍個個和藹可親,根本不是美軍上層所描繪的那樣。於是他交代了和20多名美國空軍飛行人員於1951年8月25日在日本基地參加投擲細菌彈、進行細菌戰的“絕密講座”,以及他和同伴幾次駕B-26型飛機潛入朝鮮北部地區上空投擲細菌彈的詳細情況。

繼奎恩和伊納克等之後,美國空軍上校軍官許威布爾、艾文斯等3人也都寫出了書面交代材料。筆者親眼看到他們在交代材料上簽字,並且進行了錄音。他們在辦完這些事情之後,感到志願軍俘管當局並沒有懲罰他們的意思,一個個顯得很輕鬆的樣子。許多人感到後悔、愧疚,説不該參加這場“骯髒的戰爭”。被俘的美國空軍上校許威布爾説:“我投擲了細菌彈,參加了這場不光彩的戰爭。我沒有什麼話可説,有的只是慚愧和悔恨!”許多人還紛紛表示,要加入愛好和平者的行列,重新做人,以洗刷自己良心上的過失。

所有投擲過細菌彈、參加過細菌戰的美國空軍被俘人員,均受到志願軍的寬大對待。在物質生活、醫療保健、文化娛樂、與親友通信聯絡等諸多方面,均同其他戰俘一樣,按政策享受同等待遇。《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交戰雙方在遣返和交換被俘人員時,朝、中方面及時將他們遣返,交給美方,使他們實現了返回美國與親人團聚、過和平生活的願望。

現在,抗美援朝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仍有人使出拙劣的手法,妄圖為當年美國在入侵朝鮮的戰爭中發動細菌戰、使用細菌武器翻案,當説客。然而在包括大量的人證和物證在內的歷史事實面前,他們的詭辯説辭顯得那麼蒼白無力。他們除了自我暴露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外,想從中撈到點什麼東西,那隻能是徒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