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中國抗戰最困難的一年
中國抗戰始於1937年，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國民政府已經單獨對日作戰長達四年五個月。在此期間，儘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予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更可恨的是，英法還因為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天，西歐戰局潰敗之時，英法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
美國的態度稍微好一點。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時常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仍然把一批批戰略物資賣給日本人，賺取暴利，間接支持了日本侵華戰爭。美國政府更是奉行一貫的孤立主義。雖然美國人也發出過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為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美國多少對中國提供了一些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已經比1937年大為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炮、戰車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諷刺的是，在中國最需要外援時，給予國民政府援助最多的反而是蔣介石的兩大“敵人”——與日本交好的納粹德國和支持中共的蘇聯。納粹和蘇聯對華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的總和。但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歐戰爆發後先是德國拋棄了中國，逐漸親近日本，與之結成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蘇聯也因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危局，而與日本簽署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從而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1941年成為中國抗戰最困難的一年，德國和蘇聯已經停止了對華軍售，英法自顧不暇，對中國避而遠之。
日本偷襲珍珠港使中美兩國一夜之間成為了“事實上”的同盟國。美國人驚訝地發現，遠東竟有一個好大的盟友，與剛剛給了自己一記耳光的日本鬼子苦戰了五年。美國人心裏清楚，英法已經被德國人打得喘不過氣來，不可能有力量支持自己，而中國人或許能！
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曾大膽預言中國的抵抗不出三個月必將瓦解。當時大多數的西方觀察家也不指望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作為中國的敵人，日本歷來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瞭解中國在各方面的弱點。但是日本人是見樹不見林，過分低估中國能夠不惜一切犧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民族情緒也是綜合國力的一部分。相反地，當太平洋戰爭之初，西方人被打得滿地找牙時，卻過分高估了中國的作戰能力，他們對中國眾多弱點不夠了解，以致對中國產生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也就是説，當美日之間爆發戰爭時，美國人想到的不是如何幫助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如何協助美國。
蔣介石心中的珍珠港
一般認為，珍珠港事件之前，蔣介石對抗戰已經有些力不從心，美日開戰無疑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局面。其實，蔣介石得知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後，並沒有表現出特別興奮，倒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坦然承認，珍珠港事件讓他舒了一口氣，甚至感到欣慰。有趣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似乎並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爾的反應，反而對中國的態度異常關注。早在日本發動攻擊之前，他已經主動地向胡適大使提出警告，萬一美日戰爭爆發時，他希望中國領袖及人民羣眾能夠自我剋制，避免公然慶祝。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中，蔣介石其實已經逐漸理解到，美國法律和政治局勢對羅斯福的外交政策限制重重，因此他並沒有想説服羅斯福對日作戰的念頭。相反地，他甚至建議羅斯福應該儘量避免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即使在珍珠港事變前不久，當美日關係已經緊繃時，蔣介石在1941年10月31日依然告訴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將軍説：“予之抗戰政策，希望英美運用政治、經濟壓力以制裁日本，並無英美對日作戰之願望。”換言之，在蔣介石心目中，他此時之所謂“戰勝”日本的定義，並不是妄想在軍事上“擊潰”日本，而是使日本在華侵略行動因無法進展而被迫終止。因此，中國當時最務實的願望是：在中日戰爭結束後，能夠獲得美國對戰後中國重建工作的支持。甚至到了1941年12月1日，蔣介石得知日本預備和美國重啟談判時，他的判斷還是日本根本沒有膽量向美國開啟戰端。事實上，蔣介石真正期盼的是蘇聯和日本之間能夠發生大戰。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6時偷襲珍珠港，重慶得到消息是第二天凌晨1時。當時，蔣介石正在郊外的黃山官邸過夜。等到凌晨4時，才接到電話，報告開戰消息。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他起牀後一如往常地進行晨禱，隨即返回重慶市區。
按照蔣介石日記的敍述，他對珍珠港事變的第一個反應是後悔，覺得自己早先不應該過度敦促美國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以致日本喪失談判耐心而決心展開攻擊。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從日本攻擊西方國家的速度之快和執行之徹底等跡象得到一個新的體會。他推測日本必定是早有預謀，而且經過長期準備，絕不會因為美國在談判桌上犧牲中國利益而改變其主意。
中國人沒押寶
珍珠港事件爆發時，蔣介石必須馬上面對一個重要問題：究竟應該只對日本單獨宣戰，還是對所有軸心國家同時宣戰？對中國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在國民政府中有人強烈主張立即向三國宣戰，也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小心觀察西方國家的動向，再作決定。蔣介石本人也舉棋不定。
早在1940年底，蔣介石對國際局勢變化的各種可能性和中國的應對之策，就已經在心中推演了許多次。在他看來，中國最壞的出路是與日本媾和。除此之外，即使在西方與軸心國之間發生戰事時，中國也無必要倉促作出選邊決定。相反地，中國應該先觀察局勢的變化再作定奪。
具體言之，假如西方國家很快就喪失了南亞及東南亞等地區的話，那麼中國就應該置身戰事之外。因為如果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通道被切斷，中國就無法從西方陣營獲得有意義的援助。更何況，中國如果加入西方陣營，可能還會開罪蘇聯。而當時蘇聯仍然是中國政府心目中最有價值的盟邦，蔣介石也最希望日蘇之間能夠開戰。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國貿然去參加西方陣營的話，只會增加蘇聯和日本聯手欺壓中國的風險。而這正是中國最應該避免的局面。反之，如果西方國家在開戰之初能夠在南亞和東南亞站穩腳步，那麼中國與西方國家結盟就可以獲得實質援助。因此蔣介石提醒自己，在蘇聯表態之前，中國務必置身西方與軸心國的戰爭之外。等到情況明朗之後，中國再決定是否加入西方同盟。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於國際局勢曾經作過相當理性的思考。
蔣介石這番思量，自然是基於中國抗戰的需要，而這種考量也在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心中反覆推演。雖然日本對美國開戰之後，中美之間成了“事實上”的盟國，但英國人和蘇聯人並不認為蔣介石和自己是一家人，甚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不一定覺得蔣介石是敵人。
中國人還是孤軍奮戰
在中日兩國四年多“戰而不宣”的日子裏，蔣介石一直希望能夠爭取到的盟邦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蘇日開戰才能即刻威脅到中國境內的日軍。因此自從1937年以來，蔣介石几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滿懷興奮地預言蘇日戰爭即將爆發。所以等到美日戰爭果真爆發時，中國領袖們其實並不感到特別興奮。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先前所作過的分析。可能是珍珠港事件過於戲劇化，以致打亂了他的盤算;也可能是日本對南亞和東南亞的攻勢凌厲和進展神速，完全出乎他意料，使他沒有時間從容思考。蔣介石和所有其他人一樣，在震驚之餘，只能在巨大壓力下立刻採取行動。其結果是，蔣介石排除了部屬們的建議，改而主張立即對所有軸心國宣戰。唯一沒改變的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依舊是蘇聯是否會對日本宣戰，因為在他看來，此時只有蘇聯參戰才能真正傷害到日本，才能在實際上緩解中國戰場的危機。
蔣介石態度的大轉彎，無疑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嚴重影響。因為與此同時，羅斯福總統正在華盛頓向宋子文保證，他已經接到蘇聯的承諾，一旦後者軍隊開抵預定位置時，便會立即對日宣戰。副國務卿韋爾斯緊接着也告訴宋子文，總統希望中國能夠立即對軸心國宣戰，因為蘇聯正在整頓軍隊以便馬上對日作戰。後來的發展顯示，美國領袖們向中國政府所傳達的此項信息，純屬忽悠人。
1941年12月8日，蔣介石致電斯大林正式要求蘇聯參戰，同時召見蘇聯大使和崔可夫將軍，然而斯大林卻回電婉拒蔣介石的請求。當時，斯大林還在拼命抵抗納粹的進攻，根本無力抽調兵力對日本作戰，恰恰相反，他剛剛把遠東的部隊調往莫斯科方向。這時候蔣介石明白了，在珍珠港事變後，英美兩國軍隊都已被迫採取守勢，蘇聯軍隊也沒有能力在太平洋地區採取攻勢。中國還是隻能孤軍奮戰。
不受待見的次等盟國
歐洲戰爭爆發以後，中國領袖便逐漸把對日抗戰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開始對全球性軍事合作提出各種主張。他們同時也認為，中國當然有權參與制定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大戰略。但是當蔣介石天真地向英法兩國提議加緊合作卻被對方斷然拒絕時，他就感到“無限之羞恥”。1941年4 月，當時蔣介石得知英、美、荷蘭等國剛在菲律賓舉行過會商，而中國並未被邀請出席。蔣介石指示宋子文去探聽會議內容，並向美國表達中國對於未被邀請參加一事感到失望。
如果説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中國如果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膽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
事實上，中國對於受到西方國家排擠而產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就已經被拉鐵摩爾看出。拉鐵摩爾作為羅斯福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他在 1941年8月2日寫信給白宮助理居里時指出：“很多中國人早已開始擔憂，他們的國家不會得到西方國家平等和公正的對待。而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偽政權所極力渲染的主題之一，因為他們強調西方國家只不過把中國當作傀儡來耍弄，絕不會以朋友之道對待中國。因此，中國將來在和平談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爾賽和會時同樣的悲慘命運，難逃被出賣犧牲的下場。”這種情緒很可能動搖中國抗戰的決心。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就急急忙忙告訴英國人，“日本隨時可能攻擊香港和新加坡”，並建議中英兩國應儘速擬訂聯合防衞香港的計劃。然而蔣介石不久即發現，原來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經安排了共同防務，但對中國卻祕而不宣。這個發現使蔣介石大為不滿，他在日記中寫道： “是其對我各種輕蔑之行為，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經過事實，更無足為歎也。國際間本是利害為主，決無為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為怪或為愧，則痴矣。”當得知中國願意主動出兵協同作戰防守香港、緬甸和越南等地時，英國大使受到感動而為英國在珍珠港事變前拒絕中國協防一事道歉。蔣介石則寬宏大量地加以安慰：“請勿客氣，貴國事即我國事，我等皆在同一陣營中。”事實上，此後英國人仍然沒有把國軍當真正的友軍，他們寧可把緬甸讓給日本人也不想叫中國人佔有，甚至在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單方面撤退，把十萬中國軍隊置於危險之中，害得遠征軍差點覆滅。
先歐後亞：又把中國人晾在一邊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國領袖和民間輿論一致鼓吹“先亞後歐”的戰略。蔣介石不但是這個戰略思想最積極的推動者，也提出了幾個頗具説服力的理由：(1)日本已是當前對美國本土(Alaska， 阿拉斯加)安全威脅最大的敵人，美國只有在除去這個威脅之後，才能充分發揮它作為“世界民主國家軍火庫”的功能，支持盟國在歐洲作戰。(2)德國的優勢在陸軍，而日本的優勢在海軍。美國的海軍實力明顯超過日本，然而陸軍則未必超過德國。因此美國應該先發揮自己優勢的海軍，摧毀日本較弱的海軍，再來對付德國陸軍。(3)鑑於日本已經大量搜刮了東南亞的戰略資源，充實其後備作戰能力，如果不趕緊將之消滅，那麼日本便可能在兩年之內變成另外一個類似德國一般強大的敵國。
可美國人並不這樣考慮，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從全球大戰略出發，認為在德日兩大強敵中，德國最強大，是法西斯軸心國“主力中的主力”、“軸心中的軸心”，日本則相對較弱。盟國如能先集中力量擊敗德國，則打敗日本就不成問題。相反，如美國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國成了氣候，再要戰而勝之就困難多了。因此，他向羅斯福總統獻策，主張美國在亞太平洋戰場取守勢，集中力量投入歐洲戰場，全力支持蘇、英等國對德作戰，先消滅法西斯德國，再回頭收拾日本。羅斯福接受了馬歇爾的計劃，把日本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勢，集中主力於歐洲戰場。
這種“先歐後亞”的戰略使得中國不得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只得繼續孤軍奮戰，租借法案送往歐洲和北非戰場的物資數以萬計，可給予中國戰場的物資卻每月只有幾千噸。即使是這一點點可憐的物資也常常臨時被抽調到其他戰場。蔣介石加入盟國的頭兩年，可謂是充滿了又苦又甜的感覺，但經常是“苦”遠遠大過於 “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