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部長篇敍事詩是哪部？敍事詩是詩歌體裁的一種。它用詩的形式刻畫人物，通過寫人敍事來抒發情感，與小説戲劇相比，它的情節一般較為簡單。這種體裁形式，有故事有人物等小説的內容，而且情景交融，兼有抒情詩的特點；情節完整而集中，人物性格突出而典型，有濃厚的詩意，又有簡練的敍事，有層次清晰的生活場面。下面就跟本站一起具體看看中國第一部長篇敍事詩等相關內容。
中國第一部長篇敍事詩
《孔雀東南飛》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敍事詩，也是樂府詩發展史上的高峯之作，後人盛稱它與北朝的《木蘭詩》為“樂府雙璧”。
《孔雀東南飛》取材於東漢獻帝年間發生在廬江郡（今安徽懷寧、潛山一帶）的一樁婚姻悲劇。原題為《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因詩的首句為“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詩350餘句，1700餘字。主要講述了焦仲卿、劉蘭芝夫婦被迫分離並雙雙自殺的故事，控訴了封建禮教的殘酷無情，歌頌了焦劉夫婦的真摯感情和反抗精神。
作為古代史上最長的一部敍事詩，《孔雀東南飛》故事繁簡剪裁得當，人物刻畫栩栩如生，不僅塑造了焦劉夫婦心心相印、堅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頑固和劉兄的蠻橫刻畫得入木三分。篇尾構思了劉蘭芝和焦仲卿死後雙雙化為孔雀的神話，寄託了人民羣眾追求戀愛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強烈願望。
總體賞析
《孔雀東南飛》是一曲基於事實而形於吟詠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劉蘭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來，是由於兇悍的焦母和勢利的劉兄逼迫的結果。事實上，焦母、劉兄同樣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因為焦母、劉兄的本意，並不想害死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妹妹。這從劉、焦死後，“兩家求合葬”這樣後悔不及的舉動可以看出。——儘管這是他們對劉蘭芝、焦仲卿生死不渝愛情的晚到的認可與祝福。他們主觀上的出發點雖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維護自己親人的終身幸福與自己的利益統一起來的願望。焦母劉兄是要在自己與焦仲卿、劉蘭芝的利益之間找到一塊平衡的綠地而共處。然而，他們沒有成功。這裏，問題的深刻性在於：劉蘭芝、焦仲卿畢竟是直接通過他們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劉兄同時又成了封建禮教的幫兇。這種不以個別人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力量，正是當時封建制度罪惡本質的必然反映。
劉焦之死在當時有必然性。因為他們面臨的抉擇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向焦母劉兄屈服，違背自己的愛情誓約；或者以一死來維護兩人的愛情誓約。劉、焦不可能隨心所欲地選擇第三個可能。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條件並不是他們自己選定的，而是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劉、焦之死，固然有外來的壓力，但也有其內在的原因。這原因就是他們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擺脱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封建意識形態。《禮記·本命》中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焦母迫害劉蘭芝用的是第一條。《禮記》中還規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壓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順這一條。劉蘭芝回孃家後，也遭到家長制的威壓。那麼劉蘭芝、焦仲卿是不是從根本上反對這些封建教條呢，沒有。劉、焦兩人所反覆辯解的是他們並沒有違反這些封建規範。他們的認識不能不受時代的侷限。劉蘭芝、焦仲卿與焦母劉兄不同的是：劉焦的愛情理想與這些封建教條）中突，而焦母劉兄則以為堅守這些封建教條才能真正維護自己和親人的幸福。顯然，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焦母、劉兄是強者，而劉蘭芝、焦仲卿註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們並不是處於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時期，而是處於中國地主階級還有着遠大前途，封建制度正處上升時期的東漢末年。劉蘭芝、焦仲卿的抗爭只是一種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衝突。因此，他們的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他們的死，是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的控訴。思想上的侷限，並不能轉移或否定實踐意義上的客觀作用。劉蘭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禮教的早期叛逆者，因為他們沒有逆來順受地屈從。死與屈從，都是封建禮教對他們二人的毀滅。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毀滅。如果他們屈從了，那麼雖然他們的肉體還活着，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愛情理想卻不復存在了。而死，卻表現了他倆為堅持愛情理想而作的抗爭，符合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贏得後世人民對他們的同情與尊敬，成為後代粉碎封建枷鎖的精神鼓舞。
所以，劉、焦之死，已衝破個別人、個別家庭的狹小範圍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義，揭出了極其普遍的社會問題。《孔雀東南飛》的重大思想價值在於：它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劉蘭芝、焦仲卿兩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劇，深刻揭露了封建禮教的吃人本質，熱情歌頌了劉蘭芝、焦仲卿夫婦忠於愛情、反抗壓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託了人民羣眾對愛情婚姻自由的熱烈嚮往。
通過有個性的人物對話塑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東南飛》最大的藝術成就。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仲卿、對焦母、對小姑、對自己的哥哥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同樣的，在焦仲卿各種不同場合的話語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於愛情、明辨是非但又迫於母親威逼的誠正而軟弱、但又有發展的性格。詩中寫到蘭芝與仲卿死前，蘭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見蘭芝後回家與母親訣別，他倆這時的話語，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與處境。試想，蘭芝如果直説要死，這個弱女子勢必會遭到暴力的約束，被強迫成婚。而仲卿的情況自然與蘭芝不同，如：“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於此可立見焦母的蠻橫：“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雲？”由此可見劉兄的勢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簡短對話，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點。
詩中，簡潔的人物行動刻畫，有助於形象的鮮明；精煉的抒情性穿插，增強了行文的情韻。“雞鳴外慾曙，新婦起嚴粧。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寫出了劉蘭芝離開焦家時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願在焦家生活的決心，嚴粧辭婆是她對焦母的抗議與示威。打扮時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對焦仲卿的愛，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姑嫂關係不易相處，蘭芝與小姑關係融洽，正表現了她的懂禮儀、易相處。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對照。另外，辭焦母不落淚，而辭小姑落淚，也可見蘭芝的倔強。焦仲卿的形象刻畫也是如此，他送蘭芝到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表現了一片真情。聞知蘭芝要成婚，“未至二三裏，摧藏馬悲哀”，詩篇用馬悲渲染襯托他內心的強烈痛苦。臨死前“長歎空房中”、“轉頭向户裏”，對母親還有所顧念，這裏愈見他的誠正與善良。在整篇詩中，類似上述的動作刻畫還有一些，筆墨雖不多，卻極精粹。蘭芝死時，義無反顧，“攬裙脱絲履，舉身赴清池”；仲卿死時，顧念老母，“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這些不同的動作細節，都切合各自的性格與處境。同樣是母親，焦母“捶牀便大怒”的潑辣，劉母見蘭芝回家時驚異而“大拊掌”的温和，對性格的描繪來説寥寥幾筆已極傳神。抒情性穿插較之動作刻畫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筆。“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蘭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時，作者情不自禁的感歎，增添了悲劇氣氛。“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這畫龍點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們對焦、劉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訓式的全詩結尾，也帶有濃重的抒情意味，充滿了作者的同情與期望。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跡的抒情性穿插，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詩的感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