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在前台大談要對IS“傾聽理解，展開對話”的時候，他身後的印度藏人社區卻在漸漸崩塌。
日前，美國媒體在印度南部採訪調查時發現，很多不同時期流亡到印度的藏人，都表現出想要回到中國的心情。
報道中，“美國之音”記者來到了位於印度卡納塔克邦第二大城市邁索爾附近的山區小鎮白拉庫佩。
1959年，當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時，一批藏民也一起來到印度。經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的批准，卡納塔克邦政府在德干高原上的白拉庫佩開闢出3000英畝的區域，作為收容藏民的第一個難民營。現在，這裏已聚集了7萬多藏族人，分別居住在16個自然村裏。
在這裏居住的藏人中，除了1959年就來到這裏的西藏人，還有來自四川、雲南、青海、甘肅等地藏區的藏族人。最早來的一批成為了開荒者，靠着在砍伐原始森林開墾出的荒地勉強生活；後來的很多人則是聽信了達賴的宣傳，來這邊的學校學習。
但宣傳與現實並不吻合。採訪中，一位來自四川藏區的藏人洛桑説，他來印度已經9年了，剛剛畢了業。但由於還沒想好將來會去做什麼：“想回到甘孜去，我媽媽已經去世了，爸爸和哥哥姐姐還生活在那裏。”但是，由於當初是非法出境沒有護照，現在“回家還是有些難度”。
美國之音記者發現，他在白拉庫佩遇到的幾位喇嘛都表示了將來回到家鄉去的希望。一位在超市裏收銀的、來自西藏拉薩的喇嘛對他説，自己還在讀書，畢業後就會回拉薩去。
“藏獨”分子常常惹事，是印度警察的重點監控對象。
據中國國僑辦數據顯示，目前定居印度的藏人約有近11萬人。他們中，除了一小部分人（大多是“流亡政府”的官員）能夠享受到西方援助，生活富足外，大部分面臨着失業、民族身份缺失、基礎設施差甚至環境污染等問題。
首先是身份問題。他們當中雖然有不少人是在印度出生，但卻永遠只能是難民身份，也不能永久性地購買和擁有土地及房產，只能租借。這樣不可避免地就會有與當地印度人爭奪資源的現象發生。
其次是失業。美國《時代》週刊2009年的調查發現，即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難民(也就是在印度出生長大的藏人)也不容易找到工作。“流亡藏人政府”的人口調查顯示，失業率高達75%。很多藏人在就業時需要與人數眾多的印度畢業生競爭，大部分毫無優勢。許多人最終充其量只能在美容院、餐館和旅遊行業工作。
但最令達賴和他的“流亡政府”官員們擔心的，恐怕藏人是越來越嚴重的失望情緒和羣體孤獨感。身在異鄉的遊離感和為了強調藏民族身份刻意製造的疏離感，使年輕藏人很難融入印度社會。他們中極少數人通過各種途徑到歐美去，有的人求助於大麻、烈酒、甚至暴力，還有一部分人自然想到了回到有家人，生活環境也更好的國內。
今年9月，曾任“流亡政府”高官的第三世安曲活佛獲中國政府批准，已返回四川阿壩定居。安曲活佛於1959年跟隨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80年代曾經在達賴喇嘛與十世班禪喇嘛的同意下，到北京的中國藏傳佛教高級佛學院任教，以後又數度回到中國講學。
今年，安曲活佛謝絕參加達賴80歲祝壽活動並正式提交回國定居申請，得到了四川省政府的批准。他回國定居的消息在印度藏族社區內激起了一波漣漪，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審視自己的處境和出路。
安曲活佛（中）回到四川安度晚年
不僅如此，達賴對境內的滲透宣傳也在漸漸失去市場。現在，每年從境內離開到印度的藏人也大大減少。根據在達蘭薩拉的“西藏難民接待中心”負責人的説法，今年4月至今到印度的藏人僅61人，較往年大幅減少。《環球時報》此前也報道，位於尼泊爾的“流亡藏人”接待站由於長期沒有人來沒有工作可做，已經關門了。國內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宗教氛圍，使達蘭薩拉失去了“魅力”。
西藏2013年度藏傳佛教晉升格西拉讓巴立宗答辯現場
今年以來，達賴喇嘛自己在國際上的活動屢屢碰壁，加之印度藏人社區蟻穴潰堤式的內部瓦解，他的“藏獨事業”面臨着所未有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