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桂系”部隊為何越打越多
據劉斐披露，1936年“兩廣事變”時，桂系正規軍外加民團，“一起約十多萬兵力”;桂系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以廣西及當地人為中心結成的一個軍政派系，為西南地區軍政集團派系之一，主要控制廣西及廣東、湖南部分地區，代表人物有陸榮廷、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國民黨軍隊中，桂軍是一支比較強大的武裝力量，在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勛。那麼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究竟又是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束，則已擁百萬之眾。桂系抗戰，何以能夠越打越多？
抗戰初期，李宗仁即打定主意，欲保存實力
1936年9月，“兩廣事變”平息，桂系與蔣介石實現和解，但矛盾依舊。12月，當李宗仁聽説張學良扣押蔣介石後，曾打破滴酒不沾的習慣，滿飲了一杯白蘭地，高興地説：“蔣公這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蔣公也只有一死方能平國人之義憤！”
但“全面抗戰”已經啟動，李宗仁也只能高唱“焦土抗戰”，不過並無與日軍硬拼的打算。淞滬會戰開始後，“李宗仁和他的幕府中人都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淞滬靠海又無險可守，必難取勝;同時敵人正一鼓作氣，以我的劣勢遇敵的方張之勢，亦無勝利把握，不如養精蓄鋭，到戰爭中期方將主力投進去，那時敵人已‘再衰三竭’而我則休整已久，不但取勝有把握，則犧牲也可以減少。李宗仁打算堅持這個主張，決定託詞不到前線。”
李宗仁本想駐守廣西，後因白崇禧來電勸説而放棄。白告誡李：“如再遲遲不發，年來吾人抗日救國主張何以見諒於國人？”——“兩廣事變”，打出的就是“北上 抗日”的旗號。白同時告以蔣允許桂軍擴編的承諾，李宗仁才同意命第七軍和第三十一軍赴上海，自己往南京就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
由此，桂軍在原有14個團的基礎上，招募新兵10萬人，擴充為40個團。桂軍2個軍的番號，擴編為5個軍，組成第十一(李品仙)、十六(夏威)和二十一集團軍(廖磊)。第十一集團軍和第二十一集團軍參加了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徐州會戰、隨棗會戰等大戰，損失頗大。其後，桂系再度改行李宗仁早先保存實力的方針。
在第五戰區，桂系致力於收攏雜牌軍，儘量不與日軍交戰
抗戰期間，李宗仁主持第五戰區，其主要擴充手段之一，是積極收攏雜牌軍，並與日軍保持“互不侵犯”的默契。
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下轄的大都是“雜牌軍”，有西北軍，也有川軍。此時李宗仁就“乘機團結雜牌軍隊，延攬各派系人才，擴大自己聲勢和實力。”第二十二集團軍屬川軍，裝備落後，二戰區閻錫山、一戰區程潛都不願接納。白崇禧發電報詢問李宗仁要不要川軍，李回答：“諸葛亮用草人尚能勝敵，五戰區歡迎川軍。”
李宗仁為招攬西北軍將領，在樊城、老河口等地專門修建賓館，準備好鴉片和賭具。出身廣西，曾在馮玉祥、宋哲元手下任職的黃建平作為李宗仁的使者，消除桂系和西北軍之間的隔閡。1941年，湯恩伯要收編米文和部(原石友三屬下)，結果在黃建平的引薦下，米文和被李宗仁收容。五戰區保留了米部原有建制，併發放了充足的糧秣補給，以致“米文和感激得老淚縱橫”。米文和的六十九軍與劉和鼎的三十九軍掛着軍的番號，實際加起來不足兩個團，且將老兵衰、裝備破爛。但李宗仁也對他們禮遇有加。
對日軍，桂系與之達成“互不侵犯”的默契
1944年，駐紮在合肥東南的偽軍團長陳俊之，希望與桂系在皖東的指揮官第7軍副軍長漆道徵商談“防共”。日軍制定的協議內容為：“第一部分是互不侵犯，説明雙方各自據守現有陣地，不得侵入對方防區，也不得襲擊對方部隊。第二部分是共同‘防共’，內容包括：1、雙方交換有關新四軍的軍事情報;2、任何一方和新四軍作戰時，另一方有責任出兵相助。第三部分是物資交換，要皖東供應日方革麻、花生、雜糧等，日方供應食鹽和其他日用工業品。”
後來，桂系漆道徵方面還和汪偽政權的安徽省長林柏生談判夾擊新四軍。1945年5月，新四軍出兵進攻漆道徵所部，漆道徵一面向李品仙求援，一面“催日軍出兵夾擊新四軍”。日軍得悉後，就結集人馬，“作戰鬥準備，直接威脅新四軍側後的安全。因而新四軍不得不迅速結束戰鬥，抽回兵力，以防日軍的襲擊。”
為鞏固廣西、爭奪安徽，李宗仁還積極地與中共合作
抗戰中，桂系暗地裏繼續堅持反蔣立場，故在廣西、安徽大量安置中共黨員，以此營造“民主”形象的同時，並利用中共，為桂系的擴張和反蔣，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李宗仁在第五戰區大量任用中共黨員，“文化工作委員會完全被共產黨操縱了”
在第五戰區，中共黨員錢俊瑞負責戰區文化委員會，胡繩、範長江主持《鄂北日報》，劉士衡為潢川青年軍團教育長，其他傾向中共的作家姚雪垠、臧克家成為長官部祕書，救國會的李公樸曾到第五戰區講學。李宗仁重用的劉仲華，“有人説劉為潛伏的共產黨人，但李仍以劉為親信，並常派劉向各方奔走”。
事實上，因為1939年秋，中共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部長項乃光的叛變，李宗仁已知道中共在第五戰區的組織情況。李宗仁採取的態度是默許，他“對長官部內部和軍隊中的一些人政治身份和態度都瞭如指掌，但對何基灃、張克俠、陳啟東等照樣信任。甚至同他形影不離的親密朋友劉仲華也是共產黨人。”
蔣介石安插在第五戰區的復興社成員張元良，密報重慶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完全被共產黨操縱了。”蔣介石下令撤銷這個文化委員會，李宗仁索性將五戰區的中共黨員安排到“戰時幹訓團”當政治教官。張元良要李宗仁逮捕這些共產黨，李説：“現在不是抗日嗎？周恩來還在負責總政治部工作，你們怎麼能這樣做呢？”
桂系勢力擴張到安徽後，李宗仁為排斥中央軍勢力，選擇與新四軍合作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標誌着桂系勢力擴張到了安徽。國民政府曾命湯恩伯將安徽税收劃歸中央。李宗仁呵斥湯説：“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員長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慶向委員長説要不想抗戰，我就把軍隊撤回廣西去。皖北貨檢是五戰區的經濟命脈，任何人莫想染指，別的省可以由你處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
當時安徽局勢複雜，為對抗蔣、日的覬覦，李宗仁選擇同中共、新四軍合作。曾任安徽民政廳長的陳良佐回憶，“在大別山裏有新四軍的一個支隊在活動，領導人是高敬亭。新桂系在大別山的部隊和這支人民武裝不但沒有發生衝突，並且還互相交換情報;對於敵人情況，新桂系部隊掌握很少，大多是高敬亭的新四軍第四支隊供給的。大江南北的交通，新四軍派有專門部隊維持，經常暢通無阻;新桂系的部隊卻沒有這個本領，所以新桂系的軍政人員渡江，常靠新四軍的掩護。”
桂系後方根據地廣西，在抗戰期間已成為中共人員在西南活動的大本營
在桂系的支持下， 1938年11月桂林八路軍辦事處建立。廣州、武漢失陷後， 中共即計劃地將從淪陷區撤退出來的進步文化團體和文化人士轉移到桂林。如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管文化宣傳)將其所轄的三分之一的文藝團體和文藝工作者遷到桂林， 組成桂林行營第三科。
中共領導的《新華日報》廣州分館、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國際新聞社、生活書店、新安旅行團、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中華戲劇界抗敵協會西南分會等， 就是先後遷到桂林或是在桂林建立的。 周恩來、葉劍英等曾多次到訪桂林。
中共也在實際上幫了桂系的忙。1939年， 桂系籌備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廣西支團”， 蔣介石乘機派親信參與， 在廣西發展勢力。桂林的八路軍辦事處則派了一批中共黨員進入廣西三青團， 協助桂系抵制蔣介石勢力的滲入。
即使在皖南事變後，桂系對所任用的中共人員，採取的也僅是“以禮相待”、“送客出門” 的辦法。桂林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李克農在被國民黨特務包圍無法脱身時， 桂系三大領袖之一的黃旭初派了省政府的一部小汽車將李克農送出桂林。夏衍也是通過黃旭初購買到飛機票才離開桂林的。
抗戰後期，為保存實力，即便是在廣西，桂系也不願與日軍死戰
抗戰後期，桂系出於保存實力的目的，在安徽、廣西的歷次大戰中，再沒有拿出桂軍主力與日軍硬拼。這使得戰後桂繫有資本同蔣介石繼續抗衡。
在安徽，桂系將主力龜縮於大別山，致日軍僅憑數千兵力竟能橫行無忌
桂系在安徽大別山區的軍事力量，除了桂軍第二十一集團軍，還包括大量的遊擊部隊和保安部隊。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團軍收縮在大別山區，把遊擊部隊部署在大別山外圍地區，擔任大別山外圍地區的遊擊任務。正如有學者分析的那樣，桂系的這種部署，明顯懷有保存桂軍實力的目的 。
譬如，1942年底，日軍以幾千兵力進攻桂系大別山。結果，日軍竟一路勢如破竹，長驅直人而攻佔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和第二十一集團軍總部所在地立煌(今金寨)，並且在摧毀立煌後，又穿越大別山，進人豫南。此即“立煌事變”。
在廣西，桂系也未全力應戰，“只要能保存實力，勝敗始終置諸度外”
1944年9月，日軍第二次進犯廣西，桂柳會戰開始。 蔣介石原令桂軍第三十一、四十六軍兩個軍防守桂林，但白崇禧怕損失掉桂軍老本，將主力部隊調離陣地，只以兩個師及其他零星部隊約2萬餘人防守桂林。由於桂系意圖保存實力，不肯力戰，導致桂林、柳州、南寧、梧州等都很快淪陷。當時廣西99個縣市，被日軍佔領了75個。
桂平反攻戰時，中國方面本處於優勢，但因為白崇禧為避免桂軍在第一線作戰而遭受損失，將桂軍配置在粵軍第六十四軍的後面，以致影響戰局，使桂平日軍得以集中全力對付正面，讓敵人援軍安然渡過潯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