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為了應對國際輿論，掩飾自己的侵略目的，開始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籌建偽滿洲國。
“滿洲國”國名是誰提出的？這個傀儡政權為什麼定“都”於長春而不是瀋陽？長春又為什麼改名為新京？溥儀粉墨登場後，為什麼不稱皇帝而稱“執政”？
這一系列問題中隱蕆着什麼樣的用心與目的？
關東軍司令部裏的密謀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關東軍參謀片倉衷大尉行色匆匆地來到瀋陽浪速廣場(今中山廣場)旁的大和旅館。大和旅館是當時瀋陽最豪華的賓館，在日軍中，只有少佐以上的軍官才有資格入住。片倉衷來這裏是找一位日本軍界的大人物--建川美次，日軍參謀部的作戰部長。
此刻的片倉衷與所有參與“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高級軍官一樣，心情振奮，卻又忐忑不安。因為他們知道，這次震驚全世界的軍事行動要麼使他們這些始作俑者身敗名裂、自殺以謝天皇，要麼加官晉爵，為自己的肩膀上再添一顆星星。
片倉衷向建川報告了“九一八”事變的經過後，説明來意，請建川去關東軍司令部共商善後大計。
此時關東軍司令部的會議室裏已經聚集了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奉天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等一大幫人。建川走進來後，整個會議室鴉雀無聲，本莊繁等人並不知道日本軍部的代表、參謀部作戰部長對“九一八”事件到底是何看法。
建川故作威嚴地掃了一眼會場後，宣佈説：“我此次前來不是來干涉關東軍的軍事行動的。”聽見這話，本莊繁等人都舒了一口氣。建川接着説：“現在的情況主要是佔領之後的政權建設問題。我聽説你們已經以土肥原大佐出任奉天市市長，我認為，這是十分危險的，會引來國際干涉。”
石原在一旁插嘴説：“我們已經攻佔了瀋陽，國際上肯定會干涉，既然這樣，乾脆我們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國東北全部佔領，直接併入大日本帝國的版圖。 ”
建川聽了以後不以為然地説：“在現階段的情況下，還是建立一個取代張學良的政權為好。這個政權必須親日，但名義上還在南京政府管轄之下。”土肥原賢二馬上表示反對，他認為：“中國東北關係到未來大日本帝國的國運，是生命線，不能放棄，必須由日本人牢牢控制在手中。 ”
一陣爭吵之後，誰也不能説服誰，會議不歡而散。
9月23日，再次召開會議，討論日本以什麼形式統治東北。這次土肥原一上來就拋出一個以日本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的方案。主要內容就是要建立以溥儀為首的傀儡國家來統治東北，日本人在幕後掌管這個國家的一切。
對這個方案，參會人員一致同意。於是，當日下午4時，關東軍即通知日軍駐天津司令官，立刻把溥儀置於其保護之下。
溥儀躲在汽車後備廂中出逃
此時，清末帝溥儀已經被馮玉祥驅逐出紫禁城，蝸居在天津日本租界的靜園中。
9月30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來到靜園，説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請溥儀到司令部談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告訴溥儀不要帶隨從，單獨前往。
心下惴然的溥儀隨吉田忠太郎來到天津海光寺日本兵營。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本兵營等他的不是香椎浩平，而是他昔日的老臣羅振玉。
羅振玉見到溥儀，以臣子之禮恭恭敬敬地請過安後，拿出一個大信封。信封裏裝的是愛新覺羅氏的遠支宗室、東北保安副總司令張作相的參謀長熙洽寫來的信。張作相是兼職的吉林省主席，因為到錦州奔父喪，不在吉林，熙洽便利用職權，下令開城迎接日軍。因此，他在日本士官學校學習時的老師--多門師團長，率領軍隊，不費一槍一彈，就佔領了吉林。熙洽在信裏説，光復祖宗大業的時機已經來到，請皇上儘快來到東北，在大清的發祥地建立國家。
羅振玉等溥儀看完了信，故作神祕地説：“東北三千萬'子民'盼皇上回去，關東軍願意幫皇上覆位。只要皇上答應，日本人將派軍艦把皇上送到大連。”羅振玉説得唾沫橫飛、滿臉紅光，眼珠子幾乎都要從眼眶子裏跳出來了。溥儀聽後，心一陣狂跳，但表面上卻不動聲色，只説了一句“這事太過突然，容我考慮考慮”，便匆匆離開了日軍司令部。
一個月後，土肥原賢二又來到天津，親自與溥儀進行了會談。
溥儀最關心的是：“這個新國家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土肥原言之鑿鑿：“這是個獨立自主、完全由宣統帝您做主的國家。”溥儀説：“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個問題嘛，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土肥原敷衍道。“不！”溥儀強調，“如果是復位，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土肥原信誓旦旦地説：“當然是帝國，這是沒問題的。”溥儀聽到土肥原的保證，點點頭：“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
“那麼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11月16日以前到達瀋陽。 ”
土肥原離開不久，下人慌慌張張地跑來告訴溥儀，剛才有一個陌生人送來一籃水果，水果籃中發現兩顆炸彈。溥儀馬上將這一情況告知土肥原。土肥原派人把炸彈取走，兩天後告訴溥儀，炸彈是張學良的奉天兵工廠生產的。言外之意，這是張學良要派人暗殺他。事實是否如此，也只有日本人自己知道了。
這次炸彈驚魂事件讓溥儀下定決心，儘快離開天津前往東北。
為了掩護溥儀出走，土肥原首先製造了“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漢奸張璧、李際春等人在土肥原的指使下，組織了一羣流氓在天津大肆騷擾。一時間，天津城濃煙滾滾，火光沖天。天津日軍則乘機宣佈戒嚴。
11月10日晚，在混亂的煙幕中，溥儀從後門溜出了寓所，鑽進一輛雙座敞篷車的後備廂。車到了日本人開的飯店後，溥儀穿上日本軍裝，裝扮成日本軍人，乘坐日軍司令部的汽車來到碼頭。在這裏，他乘“淡路丸”號商船前往日本人控制下的營口。
11月13日，“淡路丸”緩緩地開進營口港。按溥儀的設想，港口應該是人山人海，有大批“子民”在此歡迎皇帝歸來。然而，令溥儀大失所望的是，港口既沒有歡迎的羣眾，也沒有新聞記者，整個港口除了少數關東軍士兵外，冷冷清清，連裝卸工人都被日軍清場了。
關東軍一錘定音：定“都”長春
1931年11月10日，日本人授意大漢奸於衝漢在瀋陽成立“自治指導部”，負責“建國”宣傳，為“建國”大造輿論。這期間，於衝漢以“自治指導部”的名義發了很多偽造民意勸進的電文，據考證，“滿洲國”字樣最早就出在這些電文中。
溥儀到東北後，關東軍加緊了籌建偽滿洲國的步伐，急不可耐地召集了張景惠、熙恰、臧式毅等人開了一個“東北行政委員會會議”，美其名曰“共商建國大業”。事實上，“建國方案”早已被關東軍安排好，這個偽行政委員會不過是個橡皮圖章。儘管如此，偽行政委員會還是召開了三次正式全體大會，這就是被日本報紙
大肆渲染的“四巨頭會議”。
就在這“四巨頭會議”上，確定了偽滿洲國的“首都”、“國號”、“國旗”等。
在定“都”哪裏的問題上，日本人內部爭論很是激烈。
瀋陽的日本人首先提出，瀋陽歷來是東北的經濟政治中心，未來的“首都”理所當然定在瀋陽。
大連的日本人則強調，日本人在大連經營多年，政治基礎十分鞏固，作為“首都”，當然大連最合適。
長春的日本人認為，長春地處東北的中心，“首都”當然要在“國家”的中心位置。哈爾濱的日本人也跟着湊熱鬧，嚷嚷着要定“都”哈爾濱。
各地的日本人炒成一團。最後關東軍一錘定音：定“都”長春。
瀋陽、大連、哈爾濱的日本人紛紛向關東軍抗議。關東軍理都不理：你們愛怎麼折騰，怎麼折騰吧。最後被逼急了，才説出定“都”長春的理由：將來關東軍是要進攻蘇聯的，所以，為了指揮軍隊方便，“首都”必須靠北。
事實也確如關東軍所説，大連地處遼南，地偏，首先就得排除;哈爾濱太接近蘇聯，而且蘇聯在哈爾濱的勢力深厚，如果定“都”哈爾濱，東北的抵抗勢力和蘇聯的共產主義結合在一起，對日本威脅極大;而瀋陽歷經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二十多年的經營，勢力盤根錯節，不利於日本人統治的穩定。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偽滿洲國是一個新建的“國家”，不是清朝的復辟。瀋陽是清王朝的發祥地，三百年來一直作為清朝的陪都，如果將偽滿洲國“首都”定在瀋陽，會給中國人和國際上一個印象，以為是清朝復辟。這對於一心要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來，並且打算日後將東北併入日本版圖的關東軍來説，是不可接受的。
而長春就不同了。長春戰略地位重要，地處東北的中心地帶，進可攻，退可守，而且滿鐵就經過長春，交通方便。再一個，這裏原本就是小城市，中國的抵抗勢力薄弱，早年又和清朝沒什麼特別深的淵源，是“定都”的理想之地。
那麼，為什麼長春又會被改為“新京”呢？
1932年3月10日，剛剛成立的偽滿洲國“國務院”，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偽國務總理鄭孝胥、各部總長;主持會議的是偽國務院總務廳長、日本關東軍部長駒井德三。在這次會議上，駒井提出了要在長春建設一個讓中國人羨慕的“新國家”的“新首都”。接着，他提出：“有沒有什麼好名字呢？”就這樣開始向偽國務會議成員徵求長春更名的意見。
偽外交總長謝介石搖晃着又小又圓的腦袋，第一個提議：“叫'新京'怎麼樣？”駒井對這個名字很欣賞，當即表示：“好名字啊！”“叫'復京'怎麼樣？”提出這個意見的是偽財政總長兼吉林省省長熙洽，復京意為復辟的京城。
一時間，這些漢奸紛紛提出自己心目中的“新首都”的名字。
時間已經晚了，當天沒能就這個問題作出決定，駒井宣佈“等下次會議再定”，就散會了。
4天以後，即1932年3月14日下午，又在偽國務院召開第四次偽國務會議，再次討論這個問題。會議還是由駒井主持。駒井説：“'首都'怎樣更名，還是4天前留下來的懸案，今天一定要解決。”
在這次會上，又有人提出了第三個意見：“叫'盛京'怎麼樣？”駒井當即表示：“叫盛京是不行的！這不是清朝的復辟嗎？我們建設的是一個新'國家'！”鄭孝胥見大家意見相持不下，説：“如果叫'新京'，據我所知，'執政'閣下也不會有什麼異議的”。所謂的“執政”就是溥儀。就這樣，這次會議決定了長春更名為“新京”，第二天就以“佈告”的形式向全世界發佈。
溥儀先當“執政”後當“皇帝”
1932年3月1日下午，奉天代表馮涵清、吉林代表張燕卿、黑龍江代表趙仲仁、蒙古代表蘇寶麟、呼倫貝爾代表凌升、哈爾濱特別區代表葆康等六人來到旅順溥儀的住所，遞上一份懇請書，懇請溥儀出山就任偽滿的“國家元首”--“執政”。溥儀裝模作樣地推辭一番説，就任執政“茲事體大”“不得如此倉促”，本人“才識學淺”“難堪大任”等等。六人跪在地上言辭懇切地一再請求溥儀就任，溥儀對此“嚴詞”拒絕。六人沒辦法，只得悻悻離去。
3月4日，一個32人的請願團再次來到溥儀住所，請求溥儀就任“執政”。這些人高聲宣稱，此來是代表三千萬東北老百姓的共同心願，如果溥儀不答應，他們無法對三千萬百姓交代，希望溥儀不要辜負民眾的殷切期望。溥儀看戲演得差不多了，拿出了準備好的答詞，表示“願意就任執政一年”。
其實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關東軍事先安排好的，就連第一次表示拒絕的答詞都是關東軍寫好後讓溥儀唸的。就這樣，在旅順被軟禁三個多月的溥儀終於要粉墨登場了。
1932年3月9日下午，溥儀就任“執政”典禮被定在原長春道尹衙門的一間禮堂舉行。這間禮堂其實只是原衙門裏一間比較大的房子而已，早已經破舊不堪。因為時間緊迫，也僅僅是稍稍收拾一下。3月的長春天氣乾燥，呼嘯的大風夾雜着乾燥的泥沙打在窗户上啪啪作響，令人產生房子搖搖欲墜的錯覺。
下午3時，典禮準時開始。
在音樂的伴奏下，出席典禮的偽行政委員會委員、蒙古王公、各省文武官員、各省民眾代表、日本官員依序入場。這些人員入場坐定後，宣禮官宣佈“執政”就職。
穿着西式燕尾服、頭戴高禮帽的溥儀在侍從武官張海鵬以及禮官的伴隨和引導下入場。之前，溥儀原準備穿龍袍就職，但日本人再一次強調是新建“國家”，不是清王朝的復辟，所以不能穿龍袍。溥儀起先還很牴觸，但鄭孝胥勸解説，與日本人做對沒好處，張作霖就是前車之鑑。聽鄭孝胥這麼一説，溥儀嚇得不敢再堅持。
溥儀進場後，在座的偽滿官員、來賓全體起立向溥儀三鞠躬。溥儀也稍稍一欠身，算是回禮。行禮完畢，張景惠和臧式毅分別“代表”全東北的三千萬民眾捧着用黃綢緞包裹的偽滿洲國“國璽”和“執政印”來到主席台，將其轉交給溥儀。溥儀接過印璽後又轉交給張海鵬保管，然後走向一邊。這個發放印璽的典禮算是完成了。禮畢後，鄭孝胥代溥儀宣讀執政宣言，宣言總共不到百字，主旨很明顯，就是宣稱去掉“種族之見”、“國際之爭”，將東北變成日本人的“王道樂土”。
典禮進行約30分鐘，即草草收場。
偽滿“建國”鬧劇的最後一項是羣眾慶賀大會，但東北的民眾根本不理會。張貼在長春城內外和電線杆上歡迎新“國家”的標語和口號被人撕下來扔得到處都是。整個夜晚除了由士兵施放的煙花聊表些氣氛外，整個街道冷冷清清，毫無生氣。在東北的偏遠地區，老百姓乾脆拒絕懸掛偽滿國旗。當日，日本駐東北各領事館舉行慶祝晚餐會，受到邀請的各國領事無一人蔘加，令日本人尷尬不已。
1934年3月1日，溥儀在新京南郊杏花村舉行登基典禮，將“滿洲國”改為“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