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夫”萬曆帝二十年不上朝,僅是因為自卑?

“酒色財氣”四字已成了神宗朱翊鈞的歷史標籤。

“病夫”萬曆帝二十年不上朝,僅是因為自卑?

人們多拿色、財二字數落他。如色,説他如何溺愛鄭貴妃,又如何與“十俊”(十名年輕的宦官)親近,好像他是一個瘋狂的雙性戀。有雙重性取向。如財,裏裏外外都説神宗好財,不要説他晚年派出許多太監到各地去當礦監税使,苛斂財貨,騷擾天下,他在政治上的一些舉動,也被深度解讀出斂財的動機:如抄沒首輔張居正和司禮太監馮保,有人説他是為了給公主大婚籌款;重新起用黜退家居的東廠太監張鯨,則有人説,那是張鯨向皇上行賄的結果。

朱翊鈞對小臣這種亂嚼舌頭的行為,大為光火,憤憤然對閣臣説:“是那樣嗎?我若貪張鯨的錢,何不抄沒了他!”

朱翊鈞生前名譽就不好,不過他“四病”中的酒與氣,被人攻擊較少。即便談到,也多從規勸的立場。朱翊鈞年少時就好酒,有一次幾乎惹出大禍。那是萬曆八年(1580)十一月,十八歲的他喝醉了酒發酒瘋,在腰裏掛了口寶劍,在宮裏四處遊蕩。果然有宦官遭了殃,一個被他割去頭髮。這算便宜的,他還打了兩個宦官的屁股,一頓筍子炒肉,幾乎把他們打死。

不想皇帝的胡作非為傳到母親李太后耳朵裏,老孃娘非常生氣,心想這孩兒不學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來不知要怎樣禍害國家。她決定給皇帝一個嚴厲的警告。

第二天一早,太后脱去頭上的簪珥首飾,換上青布素衣,聲言要召見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廢掉朱翊鈞,改立潞王朱翊鏐(穆宗第四子,也是李太后所出)。

太后老孃娘大大張張一做秀,馬上全宮哄傳,朱翊鈞立刻就知道了。他慌了神,急忙跑到母后身前,跪下來哭着告饒。閣臣聽説了,也來解勸。李太后像熬一窩骨頭湯,慢慢地熬,等到香味溢出,湯汁濃厚,才掀開蓋子,答應饒恕他,但不許他再犯。

萬曆十年(1582),權相張居正死去,在接下來對張居正和權監馮保等人的清算中,朱翊鈞真正掌握了朝廷的大權。

他一度想有所作為,萬曆十三年四月,因為京師久旱不雨,朝廷三次遣官祈雨,都沒有效果。朱翊鈞忽然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要從大內親自步行到南郊禱雨。

到了那一天,天還沒亮,他穿着一身素布衣服,從大明門裏走出來,赴郊壇行禮。禮畢將還,左右請御法駕,他興致仍然很高,決定依舊走回去。

等到回宮,已經太陽偏西了。他還沒有倦意,又在皇極門召見閣臣,命內閣擬旨,蠲免天下受災田賦一年。然後又去奉先殿與母后宮中,把今天親自祈雨的情況告訴祖先與母后。累了一日,不辭辛勞地全程完成所有規定的禮儀項目。

朱翊鈞的這番舉動,與後來的他完全判若兩人。可見此時的神宗,還不那麼神兮兮、病怏怏,精神狀況也不像日後那樣萎靡頹廢。他敢於直面京師百萬看熱鬧的民眾,而不是躲在龍輿裏,説明他背不駝、腿不瘸,糾纏他大半生的各種病患,還沒有牢牢地把他捆縛住。

可惜,只在幾年間,這點餘暉般的光景,就離他而去了。他把自己關在牢籠裏,變成一個多疑的狂夫。

萬曆的後半段,朱翊鈞與羣臣的關係,大致可以用“鬥氣”二字來總結。而在他“靜攝”的深宮,朱翊鈞與身邊人的關係,卻要用“使氣”來概括。

我們來看萬曆二十四年(1596)六月的一條記載: “司禮監太監田義奏乞寬宮人、內官刑罰。不報。”

“不報”二字,專指皇帝對內外官員的奏疏,不對任何答覆,也不表示意見,就讓它如泥牛入海一般去也。這是在萬曆朝君臣的對抗中,朱翊鈞最常採用的方式,任你千言萬語,我一個不理不睬,你也無可奈何。

田義是司禮監掌印太監,在宦官中地位最高,他上這一本,是替皇帝身邊整日驚戰戰的宮女和宦官説話。因為皇上脾氣太壞,宮人動輒得罪,在隨時飛來的慘刑之下,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許多人白白送了性命。

田義進奏,是下了很大決心的。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寧兩宮受災,朱翊鈞下詔,命百官修省(在古人看來,天災是政事缺失的表現,修省是令百官反省自己的德行與工作)。這提供了一次進言的良機。

但田義沒敢輕率行動,他與時任東廠太監的陳矩商議此事,兩人“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對時政之失有共同的觀感。於是由陳矩擬出兩稿,經田義看過,一同署名,採取密諫的方式奏上。

其中寬刑罰一疏説:“臣等竊見御前執事宮人、內官,經常因為觸犯聖怒,遭到嚴懲,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每致其重傷,兼患時疾,死亡者,殆無虛日。”原來皇帝要打人了,聖旨一傳,即於本日動刑。得罪皇帝的人,行刑者豈敢輕饒,使罪及於己?於是在用刑時一定要打實打狠。而押解者也怕受到牽連,遂將犯人日夜墩鎖,絲毫不予寬縱,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死亡率非常高。

田義舉例説,如近日二宮失火,為追查原因,“熾火鍛鍊”之下,許多人竟成“灰燼”。隨着調查範圍的擴大,守門太監“又斃幾命矣”。

不單執事太監有過受責,就是宮人病死,他也要受連累,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往往性命不保。田義感歎:一人病死,尚然可憫,何況又波及無辜生命!宮中“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沖天”,簡直是一副人間煉獄的景象了。

朱翊鈞看過密疏,是什麼態度?明末太監劉若愚説:“神廟嘉納之。”其實“嘉納”只是比“不報”多了一點和氣的色彩,朱翊鈞暴虐成習,已不可改了。

第二年,即萬曆二十五年四月,刑部左侍郎呂坤上疏,言“收拾人心”數事,其中一款專講“收左右之人心”。他描寫宮人慘痛之情道:“列聖在御之時,宦官、宮妾死於棰楚者未之多聞。陛下年來疑深怒重,廣廷之內,血肉淋漓,宮禁之中,啼號悲慘。”因問道:“吉祥之地,豈宜如斯?”這就是田義前疏所説的“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

呂坤更進一步,説宮人們“何愛九死一生之身”,是婉轉的説法,説宮人們反正性命有憂,活着如九死一生,他們一定會鋌而走險,做出危害皇帝之事的。

呂坤還不敢拿世宗朝的“壬寅之變”來提醒皇帝,隨便棰楚、侮辱左右下人,有多麼危險。他如果熟於掌故,應該拿太祖朱元璋對秦王樉、晉王棡的訓誡來啟發皇上。秦、晉二王打了廚子幾鞭子,就讓他們的父皇大驚失色,當做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專門寫信加以告誡。

其中道理很簡單:做皇帝的,得罪天下人都不打緊,他們恨你,想殺你,卻是看不見你、摸不着你。可要是得罪了身邊人,尤其是侍寢管膳之人,他要害你,防不勝防。朱翊鈞是不懂這道理呢,還是他管不住自己的壞脾氣?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脾氣都管不住,隨意地去殘害人,並以此為樂,我想他一定患上了嚴重的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