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發了由共產黨領導的起義。由於南昌我方兵力相對集中，戰鬥只進行了幾個小時，起義便宣告成功。當天南昌的《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闡釋這次起義意義的《中央委員宣言》，這裏的“中央委員”，是指部分國民黨中央委員。其中也有數位如譚平山、毛澤東、吳玉章、惲代英、高語罕、鄧穎超等共產黨員的名字，可此時，他們只是以跨黨的國民黨員的身份列入的。這從宣言的內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國同志之重託，經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1月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任為中央委員以來，根據本黨主義政策與總理遺教，為國民革命前途奮鬥，賴全國同志之協同努力，雖歷經黨國危機時期……文中 “總理”，當然是孫中山;“本黨”、“國民革命”，自然是國民黨的特別用詞。也就在8月1日當天，在南昌召開了中央委員各省區特別市海外各黨部代表聯席會議，選舉宋慶齡同志等二十五人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員會在南昌貢院側舉行委員就職典禮。會場懸掛着國民黨黨旗和孫中山遺像。
獲得了中央的認可
八一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展開的，但整個過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領導人倡導，中共中央同意並部署，委派周恩來為書記，成立由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著名共產黨員參加的前敵委員會——負責領導和策動的。這是當時的基本情況。但隨之一個問題便出現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扯起一面國民黨的旗幟呢？
通過歷史材料分析，當時的具體情況是：一方面，國民黨反動面目已經暴露，必須與其保持距離甚至對立;另一方面，認識到國民黨的力量還相當強大，並且內部並非統一，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幾天後商討南昌起義事宜時，提出國民黨的名義問題，很快就獲得通過。這一點，此次起義的重要策動者、主要領導人李立三，於當年十月在討論“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的報告中，陳述得十分清楚：
當時我尚在廬山，得中(鄧中夏)、平(譚平山)、代英等電召即返潯，參加會議，此次會議對暴動(當時對起義的叫法)計劃完全一致。在政治上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為集中政權黨權軍權之最高機關，以反對寧漢政府中央黨部，繼承國民黨正統……在這項綱領之下發表宣言(用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名義)。第二日(周)恩來自漢趕到，報告中央意見，認為形勢既已於是，對在潯同志的意見完全同意。因此看來，以國民黨名義發動起義，當時在九江開會的幾位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後也獲得了中央的認可。
樹立起自己的旗幟
那麼，起義部隊是在何時丟掉了國民黨的名義，樹立起自己旗幟來的呢？據張國燾的回憶，那是在起義隊伍行進到廣東汕頭之後。 “不兩天，張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潛來汕頭……他要我們根據中央的新政策，將革命委員會改為蘇維埃，丟掉‘中國國民黨’這塊招牌;放棄潮汕，將軍隊調駐海陸豐，會合那裏的農民，改組為工農紅軍。 ”
這對正在戰鬥的部隊和機構，顯然會產生影響。因此，當時的起義領導人並沒有馬上宣佈。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來，被擔架抬着進了流沙的一座小廟，在那裏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在會上，周恩來宣佈：現在我們奉中央命令，我們共產黨，不再用中國國民黨這面旗幟了，將在蘇維埃旗幟之下，單獨地幹下去;現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事實上已不存在了。實際上，在起義隊伍行進過程中，已有中共負責人對打國民黨招牌心存質疑了。李立三在當年十月關於“八一革命之經過與教訓”報告的結論部分，就表現了這種態度：
國民黨在武漢反動屠殺工農以後，已成為羣眾所唾棄已臭的死屍，所以八一革命應該是工農政權的開始，但是還死戀着已臭的死屍，好像要靠總理在天之靈來保佑一樣。革命委員會中幾乎全數 C.P.(共產黨英文縮寫)，但是每次開會時還是要宣讀總理遺囑，想起來真好笑！到瑞金以後已經在原則上決定要建立工農政權了，但是還捨不得一塊國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頭失守，才決定取消國民黨的名義和“白色恐怖”的旗子，這就是機會主義在這裏作祟。起義時的“頭面人物”賀龍，在起義失敗後到達上海。當時代表中央的李維漢與賀龍進行了談話。談話中賀龍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
在今天看來，似乎還不好簡單地認為南昌起義最初以國民黨的名義就是錯誤。畢竟共產黨當時還沒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廣泛的羣眾基礎 (當起義隊伍向廣東行進時，並不能獲得百姓的強烈呼應和認同)，所以，當時打出國民黨的名義，有利於匯聚軍隊和民心，有利於起義順利進行，這應當是基本的客觀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