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軍官受“武士道”的毒害，戰敗時往往選擇自殺，加之抗日戰爭裏勝利後可以控制戰場進行搜捕的戰鬥不多，在戰場上生俘一名日軍軍官是很困難的，俘獲日軍有級別的更是難上加難了。
戰鬥值值俘獲日軍軍官到底有多難呢？以民間常常議論的孫立人的新一軍俘虜日軍情況為例。據《新一軍反攻緬北極祕戰鬥詳報》等文獻的記錄，該部實際俘虜日軍軍官僅僅兩人，職務最高的僅是是步兵第五十六聯隊技術員田代一大尉。
從1931年至1945年，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之中俘獲的日軍最高職務軍官都是大隊長。此前依據檔案文獻統計共有兩人：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中，十九路軍俘獲日軍第七聯隊第二大隊的大隊長空閒升少佐，開創了十四年抗日戰爭之中首次俘獲日軍大隊長的記錄。俘獲空閒升的中國軍隊是第十九路軍第六十一師第一二一旅第三六一團(在一些記錄裏又被直接記錄為“第一團”)，該團團長是第一二一旅副旅長樑世驥親自兼任的。據記錄，“樑副旅長為鞏固江灣陣地及援助友軍起見”，2月22日夜抽調部隊反擊日軍，戰績是“當場俘獲敵大隊長(即營長)空閒升一名，其餘潰退。並擊斃大中尉各一員，士兵百名，傷者極多”。
率部擊潰日軍空閒升的第二大隊，保衞了江灣鎮的樑世驥副旅長，是廣東省梅縣人，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炮兵科。全面抗戰時期擔任師長、副軍長等職，轉戰多地抗擊日寇。解放戰爭時期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為推動廣東的解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副主任，並一度代理主任一職。在任期間繼續為推動祖國統一大業做出了貢獻。
抗戰勝利之前的1945年8月12日，抗日戰場上才第二次出現了俘獲日軍大隊長的記載：日軍獨立步兵警備第六十五大隊的大隊長柴山茂大尉，其乘坐的飛機在山東牟平被八路軍擊落，柴山茂在地面逃跑時被八路軍俘獲。日軍檔案文獻記載柴山茂“失蹤”。柴山茂自己的回憶明確承認了其被八路軍活捉。
日本宣佈投降後，被敵後軍民包圍的部分日軍拒絕投降，妄圖繼續頑抗。在圍殲拒降日軍的戰鬥裏，八路軍和新四軍又俘獲過兩名日軍大隊長，分別是——
1945年12月26日。新四軍在與江蘇高郵拒降日軍的作戰中，俘虜日軍獨立混成第九十旅團步兵第六二六大隊大隊長巖崎學(這次戰鬥共俘獲891名日軍)；
1945年12月31日，八路軍在與山東禹城拒降日軍的作戰中，俘虜日軍四十七師團步兵一三一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山谷悦二郎(這次戰鬥共俘獲613名日軍)。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陸軍形成了等級森嚴的常設固定建制，其中以師團為建制“階梯”裏最頂上的一級，下轄的編制單位依次為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分隊。
中國軍隊部分吸收引進了日軍的上述陸軍編制之後，按照中國歷史上的習慣軍語分別改稱：師、旅、團、營、連、排、班。
這一級級的“階梯”上，日軍的“大隊”是和中國軍隊的“營”對應的，“中隊”是和“連”對應的。雙方早期的軍制劃分和作戰實踐中，通常是以營(大隊)為戰術單位(能遂行戰術上任務之最小部隊)，連(中隊)為戰鬥單位(能遂行戰鬥之最小部隊，一般指戰鬥中能用口令或記號指揮戰鬥動作的部隊)。
白崇禧曾經比較過中日兩軍的戰鬥單位和戰術單位：“戰鬥單位(連)之火力遠不如敵。敵人每連配備輕機槍9挺，我軍少數調整之師、連或有此數目，其他或6挺、或3挺，甚至無有者。戰術單位(營)火力也不如敵人，敵人每營有重機槍、迫擊炮等，我軍是團單位中始有重機槍”。
以此角度來看，日軍其實更為重視作為戰術單位的大隊。尤其是步兵部隊裏，日軍的大隊長是“指揮官自己指揮直接戰鬥所能發揮最大兵力”的一級軍官。局部抗戰開始後，中方在收集日本軍隊情報資料時，也及早注意到了這一問題。
1933年中方出版的《申報叢書：日本的陸軍》一書裏，即依據收集到的日本軍隊資料，明確指出日本陸軍裏“大隊是在指揮官自己指揮直接戰鬥所能發揮最大兵力的部隊”，並且詳細分析如下：
“日本步兵和俄國的騎兵、法國的炮兵，都是稱為世界第一……日本步兵隊的組織分中隊和大隊，它們以步兵中隊作為戰鬥單位，中隊由中隊長作中心，在戰場和在兵營常成一個有機體而行動。每一中隊分做三個小隊，每小隊又分做幾個分隊和輕機關槍分隊，中隊長常自己指揮全隊。統一四個中隊(平時三個中隊)和一個機關槍中隊而成為一個大隊，這是步兵戰術的單位。大隊是在指揮官自己指揮直接戰鬥所能發揮最大兵力的部隊。大隊長在戰線上常有將步兵炮隊、化學隊、野炮隊、山炮隊、戰車隊等歸自己指揮”。
綜上，戰鬥之中可以俘獲一個日軍大隊長，對於日軍“戰術單位”的打擊是可想而知的。那麼，抗日戰爭之中俘獲軍銜最高的日軍大隊長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車橋戰役新四軍曾生擒日軍大佐軍官
1944年3月，新四軍第一師兼蘇中軍區所屬部隊在江蘇淮安東南車橋地區(今江蘇淮安市淮安區車橋鎮)，對日偽軍發動了進攻戰役。據軍史概述，此役採取圍點打援戰術，解放了淮安、寶應以東縱橫200裏的地區，使蘇中、蘇北、淮南、淮北根據地聯成一片，鞏固和擴大了蘇中根據地，打亂了日偽“清鄉”“屯墾”計劃，實現了蘇中形勢根本轉變，揭開了蘇中戰略反攻的序幕。此戰擊斃日軍460餘人，俘24人；擊斃偽軍480餘人，內俘168人。
新四軍第一師第一團政委曾如清回憶，戰場上生擒的日軍其實不止二十四名，有部分是在生擒之後才斃命的：“活捉四十餘名(最後活着者二十餘人，俘後因傷重和拒醫而死亡者約二十人”。
日軍檔案文獻記錄，1944年3月5日，獨立步兵第六十大隊長三澤金夫大佐率部企圖全力援救車橋日軍。16時30分，三澤的部隊被新四軍阻擊在韓莊附近，21時許被擊斃。三澤金夫斃命後背追晉為陸軍少將。獨立步兵大隊人數比一般的步兵大隊更多，大隊長的軍銜也隨之水漲船高。從日軍檔案來看，多名獨立步兵大隊長是現職大佐軍銜。1938年10月1日在山西被八路軍擊斃的獨立步兵第十五大隊長清水喜代美即也是大佐軍銜。
這一仗在我軍軍史裏叫“蘆家灘伏擊戰”，是新四軍第一師第一團打的。而據第一團團長廖政國等多位戰鬥親歷者回憶，三澤金夫其實是先被生擒，然後才傷重斃命的。
廖政國回憶：“十時許，二營即將俘獲的日軍送來了。其中有一名重傷的日軍軍官，身材矮小，滿臉橫肉上沾着血污。在送來的路上，他躺在擔架上，還掙扎着翻滾吼叫，但此時已毫無聲息了。經俘虜辨認：正是山澤(注：訛音，應該為三澤)！”
時任廖政國警衞員的張富根，也回憶1944年3月5日晚親眼目睹了在韓莊重傷被俘的三澤被送到廖政國處後才斃命。
現仍在世的新四軍老戰士封光，是蘆家灘伏擊戰的親歷者，他對於三澤金夫有印象：“他矮矮的，胖胖的，身上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負傷抬在擔架上還狂呼亂叫”。封光説，在將傷員抬往醫務室的過程中，有幾副擔架抬的都是日本傷兵。在一副擔架旁，有人看見，幾個日本兵走過來“啪”地立正，向擔架上的人敬了一個軍禮。 “我們就懷疑可能是這個人，後來經過俘虜辨認，果然是三澤”。
當時在一團團部工作的王昊後來在《傳奇人生》一書中則有更詳細的記錄——
夜10時，第二營送來七個血污滿身的日軍俘虜，其中一人手臂負傷，用三角巾掛在頸脖裏，三個輕傷的步行，還用三副擔架抬着三個傷勢很重的鬼子。指揮所和附近的軍民歡呼起來：“看活鬼子！看活鬼子！”負責押送的是營部通信班長，一見毛奇新就説：“毛參謀，這個負傷最重的，是個大‘太君’，送來的路上還在擔架上翻騰吼叫，現在不響了。你看看是不是那個三澤”。毛奇新一看，這鬼子大“太君”已氣息全無，魂歸東洋島國了。這人身材矮小，留着短髭，雙跟微睜，露出一片艱白，蓋着一件呢子軍大衣，臂章、領章都已撕去。看不出軍銜軍階。毛奇新派人援師政治部敵工部一位姓鄭的幹事，帶兩名日俘來辨認。兩名日俘走到擔架前，啪地立正，敬了一個軍禮，這負傷已死的日軍軍官正是三澤。
從這些記錄可知，日軍大佐三澤金夫是先被俘虜然後斃命的，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軍隊戰鬥裏俘虜的最高軍銜軍官。
都難説，三澤金夫很快斃命，使其沒被列入敵後戰場俘虜日軍的完整統計。不算上三澤金夫，敵後戰場俘虜日軍(含1945年俘虜的拒降日軍)詳細情況是這樣的(出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覽》865頁)：
1937年9月-1938年6月： 俘虜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 俘虜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虜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虜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虜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 俘虜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 俘虜2156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