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早的編年體史書是哪部著作？編年體是中國傳統史書的一種體裁，它是以年代為線索編排有關歷史事件。編年體史書以時間為中心，按年、月、日順序記述史事。因為它以時間為經，以史事為緯，比較容易反映出同一時期各個歷史事件的聯繫。例如：《春秋》《左傳》《資治通鑑》《竹書紀年》《漢紀》《後漢紀》《國榷》。下面就跟本站一起具體看看中國古代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等相關內容。
中國古代最早的編年體史書
《春秋》，即《春秋經》，又稱《麟經》或《麟史》，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現存版本由孔子修訂而成。
《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的書，被稱為“傳”。代表作品是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2019年2月報道，從海昏侯墓出土簡牘5200餘枚，專家釋讀後發現包括《春秋》在內的儒家經典及其訓傳。
簡介
至遲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春秋》是由魯國史官記錄大量當時本國諸侯，大夫，國人等失禮非禮之事；魯國史官也會收集其他諸侯國公侯大夫等失禮非禮之事，會記錄諸侯國公侯間大夫等間書信內容，比如晉叔向與鄭國子產關於鑄刑書的書信[2]，其中記錄了齊國史官因為保持真實記錄而被殺掉的事件[3]等等；
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古時曆法先有春秋，後分冬夏二時。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來由罷。現存《春秋》，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穀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左傳》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魯國史書的原文。
相傳《春秋》之書出於孔子之手，舊時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説。但後世亦有不同説法，清人袁谷芳《春秋書法論》説：《春秋》者，魯史也。魯史氏書之，孔子錄而藏之，以傳信於後世者也。石韞玉《獨學廬初稿·春秋論》也説：《春秋》者，魯史之舊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歷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筆而書者必更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家自為師，人自為學，
則其書法，豈能盡同？
雖然春秋之作者有爭議，但其經過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則無大異。事實上，春秋作為一魯國的史書，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遣句“字字鍼砭”成為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為歷代文代史家奉為經典。
《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國大事，現所存全文，不過一萬六千多字，但據曹魏時的張晏和晚唐時人徐彥引《春秋説》，都説是一萬八千字（張説見《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説見《公羊傳·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見《春秋》原文，從三國以後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遺漏記。
創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為：“《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説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説：“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説，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説：“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説：“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説‘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才會説：”《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