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四千年前，我國實行過被後世傳為美談的“禪讓制”，它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在部落聯盟內推舉首領的一種制度。堯、舜、禹“禪讓”的傳説，就是我國歷史進入階級社會前推舉部落聯盟首領的例子。
許多人對這一事情深信不疑，連教科書上也將“禪讓制”作為原始民主制加以推崇。然而，歷史真的是這樣嗎？“禪讓制”雖然體現了一定的民主性，但絕非人們想象中那麼完美。從某種意義上講，“禪讓”中也帶有強迫和流血的味道。
傳説在遠古時代，有三個大的氏族部落先後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西方的炎帝部落，東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黃帝部落。他們為了爭奪生存地區進行了一系列鬥爭，最後結成了強大的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裏，設有一個聯盟議事會來管理日常事務。各氏族部落的首領都是議事會的成員，議事會設有首領一至二人，具體執行議事會做出的決議。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決聯盟內的糾紛外，還有權決定對外戰爭與媾和。議事會首領的產生和繼承，由參加聯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領推舉。
由於這種制度產生在原始社會末期，特別是堯、舜、禹“禪讓”的傳説，是產生在我國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階段，那麼聯盟首領的推舉，就不可能沒有鬥爭。
相傳，堯年老的時候，在部落聯盟議事會上提出後繼人的問題時，讙兜推薦共工，堯雖不同意，還是讓他擔任工師之職，以考驗其才能，結果不行，大家又才推薦舜。
堯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他。結果證明舜的確是一個品德高尚、能力超羣的人，於是堯就把治理天下的權力交給了他，自己退居一旁養老。這就是歷史上“堯舜禪讓”的故事。
“堯舜禪讓”雖然是一段婦孺皆知的遠古時代的政治傳説，但史書中開始有明確記載這件事的時候已是春秋戰國時期。由於其間隔幾千年，對於它的真實性當時就有人懷疑，而且歷來説法不一，反對的意見一般有以下三種。
第一，畏勞説，也就是“逃避勞動”的説法。有一些學者認為堯讓位於舜沒有那麼神聖，只不過是堯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個人承擔這份辛苦的職務罷了。
關於這個觀點，韓非有精闢的見解，他認為：當時的當權者沒有因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可以養尊處優。堯在位之時，吃、住都很簡陋，屋頂的茅草不整齊，房子的椽梁不雕飾，吃的是粗糧，咽的是野菜，冬天裹着獸皮，夏天披着葛布，而且還經常親自參加勞動，經常大腿被磨得沒有成塊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沒有汗毛，生活連普通人還不如。
所以，古代的讓天下，只不過是當權者想遠離奴隸般的辛苦， 他們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這份辛苦留給自己的子孫後代。
《莊子》《高士傳》等書裏就記載了讓位不成功的事件，比如堯讓位許由，結果被人家認為是髒了自己的耳朵;想讓位給子州支父，結果人家説自己剛好得了憂鬱症，沒心情治理天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這麼多人都不願意接受這慷慨的帝位賜予，看來這“禪讓”似乎並不如儒家渲染得那麼神聖莊嚴。
第二，擁戴説。荀子、孟子是這種説法的擁戴者，他們認為天子職位最高，權勢最大，堯不可能心甘情願地讓位。
那麼舜是怎樣獲得天下的呢？荀子説，他們是靠本身的道德來贏得人心的;孟子認為，那是靠上天的賜予和民眾的擁護。也就是説，不管堯禪讓與否，民眾和諸侯一起擁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後世只不過是粗淺地猜測和附會而已。後來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順利地登上了帝位。
這種説法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讓他爭取到了來自朝野的廣泛認可，而後來八年的攝政，更讓他凝聚了人氣。這個時候，堯其實已經被架空了，舜接位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這種沒有阻撓的“擁戴”，與幾千年後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幾乎如出一轍。
第三，篡奪説，這種説法的可信度也極高，是“擁戴説”的後續。這種説法的支持者認為，舜是直截了當地從堯的手中多了權，根本不存在禪讓一説。
《史記》裏有這樣的記載：舜登上帝位後，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堯在位期間長期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八愷”、“八元”，歷史上叫作“舉十六相”—這顯然是扶植親信。與此同時，舜除掉了堯重用、信任的姒鯀、共工、三苗、讙兜，歷史上叫作“去四凶”。舜賜給“四凶”的醜惡的綽號和不同的罪狀是：姒鯀—檮杌(罪狀：治水無功)，共工—窮奇(罪狀：淫闢)，三苗—饕餮(罪狀：不遵王命)，讙兜—混沌(罪狀沒有記載)。
檮杌、窮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時候出了名的猛獸，多用來比喻惡人。其實事情很明白，他們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過是舜排除異己的藉口而已。而經人事重新安排之後，已被架空了的堯，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這一觀點的事實，還有堯的結局。堯讓位以後，本以為可以安享天年，因為他畢竟是舜的岳父。但當他交出權力後，舜並沒有放過他，而是將他流放(史書記載是出巡)，死於途中。
而《竹書紀年》等史書中確定的指出，堯不是死於途中，而是被舜放逐到堯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兒子隔絕，最後死在那裏。後來，舜還把堯的兒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韓非子·説疑》篇裏有這樣的感歎：“古之所謂聖君明王，都不過是構黨羽，聚巷族，逼上弒君，以求其利也。”
根據史料記載，舜晚年也學堯將政權禪讓給禹，然後起程南巡，那時候他已是近百歲高齡了，最後死於蒼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這個消息後，來到湖南一代，悲痛地抱着竹子，放聲痛哭，眼淚滴到竹子上，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斑痕，後人稱這種竹子為“斑竹”，也叫“湘妃竹”。後來，兩姐妹不願苟活在這個世上，相繼投湘水自盡。
舜的結局看起來跟堯如出一轍，卻經不起推敲。試想，幾千年前的蒼梧一帶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沒有強鄰勁敵，交出權力的舜實在沒有南巡的理由。
再説，舜把都城建立在蒲阪，就是現在的山西永濟市，與蒼梧相距數千裏，根據當時的交通條件，需要幾年時間才有一個來回。這對於當時已近百歲高齡的舜來説，即使有心視察也沒有這個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個解釋，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在史學家以及儒家的筆下，“禪讓”被描述成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景象，但堯舜禪讓的真相到底如何？他們那個年代的民風是否真的如此淳樸，以至於出現堯甘心讓位的高尚舉動，今天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各種有限的史料來看，其中疑點重重，也許歷史的真相會讓我們大跌眼鏡也説不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