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以來對時間就非常講究，即使是對將死之人的處斬時間也是如此。中國歷史上的斬刑也是分時間的，死囚犯的事情輕重在處斬時間上也是不一樣的。一般在正午處刑的是犯事相對較輕的死囚，而在午時三刻處斬的人都是十惡不赦之人。
為何處斬的時間還有所不同呢，因為根據天文學的説法，一天中陽氣最盛的時候並非正午，而是午時三刻。所以罪大惡極的人要在午時三刻處斬使其死後連鬼都做不成，而正午時處斬的讓其死後還可以做鬼投胎輪迴。午時三刻，太陽正掛在天空，此時在地面上的陰影最短。這也是“陽氣最盛”的依據，按照古人迷信的説法，殺人是“陰事”，無論他們為何被殺，死後的鬼魂總會來糾纏與他死亡有關的人比如劊子手、監斬官、還有審判官等。
所以陽氣最盛的時候處斬可以讓其死後不能變成鬼魂。這就是“午時三刻”處斬主要的原因之一。還有一個説法就是，人在“五十三刻”的時候是懵懂欲睡的，這個時候處斬會減少一些痛苦。此説法雖有些為犯人考慮的因素，但是將死之人恐怕也不會有睡意了吧。按照古人的説法，皇帝都是天子的化身，因此皇帝所居住的皇宮午門外也是陽氣最盛的地方。所以有時候皇帝命令推出午門處斬也是無法做鬼的。按照時刻制轉換現在時間換算，古代的午時三刻即為現在的上午11：31：12。
在日常所接觸的影視作品和歷史故事中，經常會看到官府對於罪犯的判處中有“秋後處決”的字樣，可是為什麼殺個人都還要等到秋天呢？不是有就地正法，不是有斬立決甚至廷杖嗎？難道古人不懂，罪犯不處決，民憤就難以平復，就無法保證司法的公信力嗎？然而恰恰相反，讓中國曆代都保持“秋後處決”這種做法的主要原因，其實就是古人為了最大限度的保證司法的公正性。
當然關於“秋後處決”這項傳統，有一種説法是，中國古人講究四季更替，天象與人間要對應，秋在五行中代表金，金主肅殺，而且從漢代開始，天人感應直説甚囂塵上，所以作為天子的皇帝，也當然要讓子民的生死遵從老天的規律。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説法是指，秋收之後，就是農閒時節，而在此時處決人犯，會有更多的百姓能夠圍觀，從而起到威懾的作用。當然這些説法都有自己的道理，可是如果真的只把古人想成只追求形而上的虛無主義的化，也未免太小瞧他們了。
我國曆史上，有關“秋冬行刑”的記載，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關於刑殺與時令的論述最早見於《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
歷史上，除了秦時一年四季都可以執行死刑之外，其他各代處決犯人都在入秋以後，這就是古時常説的「秋決」。古時候，由於科學文化的落後，人們不能正確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某些現象，認為在人類和自然界萬事萬物之外存在着一個能支配萬物的造世主。災害、瘟疫、祥瑞、豐年都是上天賜予的，因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天意。設官、立制不僅要與天意相和諧，刑殺、赦免也不能與天意相違背。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古人認為，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則，人間的司法也應當適應天意，順乎四時。
西漢中期儒學春秋公羊派大師董仲舒(前179～104)繼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創造出一套“天人感應”的迷信學説。他認為，“天有四時，王有四政，慶、賞、刑、罰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後刑”的，所以應當春夏行賞，秋冬行刑。如果違背天意，就會招致災異，受到上天的懲罰。從此，“秋冬行刑”遂被載入律令而制度化。
漢代法津規定，刑殺只能在秋冬進行，立春之後不得刑殺。唐、宋律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也需在秋季處決。
西漢時期行刑的時間在農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執行的時間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這一規定一直為後世採用，直到清末執行死刑的具體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唐代規定，在大祭祀日、致齋2日、朔日、望日、上弦日、下弦日，斷屠日月3、二十四節氣、假日以及下雨未晴的日子，都不得執行死刑。明代規定的有禁刑日子，即每月的七年級、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加上二十四節氣日、雨未、天未睛及大祭享日和閏月的全月。這樣除來除去，一年中能執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數的。
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體時辰也有規定。若白天行刑必須等到午時，若夜間行刑必須等到天明，這在各代已是通例。“刑以秋冬”的制度雖然不致耽誤農業生產(秋冬一般為農閒之日)，對統治者恣意妄殺起某種緩衝作用，但其政治實質則主要是封建統治者借天意之名，行殺罰之實，表示用刑是天命所定，不得違抗，讓老百姓俯首貼耳地任其宰割，使其統治得以鞏固。正因如此，一旦形勢處於緊急狀態或危及其根本利益的重大案件，統治階級就不顧一切，而以“斬立決”“決不待時”加以處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