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選舉由下到上，幾乎都栽蘿蔔式選舉，在黨組織內是如此，在政府和議會也是如此。當基層參議院選舉逐漸完成的時候，基層的代表選舉出來後，最高層的“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任期問題就第三次被提了出來。
在構築“中華民國”政權機構的五院當中，數“立法院”最讓蔣介石和陳誠棘手和頭痛。
這倒不是“立法委員”如何的講法和不講法，而完全是“立法”之外的問題。
1952年初，蔣介石就為“立法院”的危機而親自出面協調解決事端。
當時“立法院”的危機不是一重，而是至少兩重大危機，一是“院長”缺位的危機，一是“立法委員”任期即將屆滿的危機。
事實上，這兩個危機於1951年底就已提到了蔣介石的案頭。
“院長危機”源自於上次蔣介石強推就位的“立法院”院長劉健羣的行為“不檢點”。
1950年夏秋之際，蔣介石攆走陳立夫去美國後，12月，劉健羣如期當選院長。但是，事情還真如當初CC系當初強烈反對的那樣，復興社特務頭目出身的劉健羣主持“立法院”，並不得力，駕馭不了院裏的“大炮”們不説，並且他本人還在台灣和“立法院”如此艱難的時期大肆貪污，中飽私囊，於是終於自己把自己攆到下台的懸崖邊緣了。
二陳的CC系殘餘勢力立即毫不客氣地出手了。
由於蔣介石親自打壓，陳立夫和陳果夫兄弟一走一亡，使得CC系陷於崩潰邊緣。原來那些金剛級的骨幹們有的見風轉舵，另投明主;有的意志消沉，不問政治;但也有的不甘心就此沉淪，暗中積蓄着東山再起的力量。因此，從表面上看，CC派從組織到勢力一落千丈，但作為一個當初全國性的派系組織，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不僅人數龐雜，而且勢力仍然不可小覷，甚至仍然強大。在國民黨改造運動中，CC系黨棍被甩到了一邊，但精明的張道藩、谷正綱等人還是被蔣介石不得不保留，並且安排要職。
CC系龐大人員像陳立夫本人那樣，對蔣介石忠心耿耿，極力維護國民黨統治，但被政壇邊緣化後，便開始扮演“忠誠反對派”角色。在政治磁場的引力下，在大陸時極為保守的CC派(曾堅決反對國共和談)，在區區一年時間內，就轉變為政治開明派。這批人的主要代表有，“立法委員”樑肅戎、齊世英、吳廷環、張子揚、胡秋原、費希平等，監察委員于振洲、陶百川、曹德宣、曹文名等;張道藩、谷正鼎、方治、蕭諍、洪蘭友、餘井塘、程天放、田崑山、白雲梯等元老則或公開或暗中支持他們。因此，CC系雖然因陳立夫出走而減弱，但猶如百足之蟲仍然在政壇中活躍着，勢力不可小覷。尤其在“立法院”，雖然劉健羣在蔣、陳支持下當上院長，但CC系“立法委員”仍佔據多數。周宏濤當初建議蔣介石聯絡200票的高招，事實上即使陳立夫離開了台灣也沒有達成目的，嚴格地説，蔣介石仍不能完全控制“立法院”的每一次表決。
1951年8月25日，陳果夫在台灣去世，更加激起了CC系的激憤。聞訊陳果夫過世，CC分子如喪考妣，於是亟謀將劉健羣趕走，迎陳立夫回台灣任“立院院長”，繼續領導CC系。經過近一個月的串通，他們聯合對劉健羣提出“浪費公款案”。針對劉健羣當院長這幾個月內“院務人事經費處理”“諸多失當”進行揭露，並準備進行彈劾。隨後，“立法院”還組織了院務調查委員會。沒過多久，該委員會便提出長達四萬言的調查報告，將劉健羣院長期間利用職權化公為私的種種劣跡挖了出來。
劉健羣手腳確實不乾淨，不可辯駁。在鐵的證據面前，為避免被彈劾，他不得不以退為進，決定辭職。10月19日，他在“立法院”獲准辭去院長之職，由院長改為委員，由副院長黃國書代理主持院務。
劉健羣當院長10個月，還差3天，就被CC系趕了下來，亦可見CC系力量的強大。
但是，蔣介石並不願意看到CC系勢力繼續膨脹，因此堅決不同意陳立夫返回台灣。CC系攆走了劉健羣，在迎回陳立夫之事上並不能如願。獲益的，只是副院長黃國書。
但是，蔣介石也不願意黃國書執掌“立法院”。一則他當院長資歷不夠，在大陸時期最高職務不過副軍長，難以在“立法院”服眾;二則他是台灣新竹北埔客家人，本地意識強烈，執掌“立法院”不利於中央集權;三則他大陸時期在軍界馳騁，雖然戰功赫赫，但對立法諸事，知之並不深。因此，蔣介石只能另選他人。
在眾人之中，蔣介石經過仔細考慮，決定啟用張道藩。
張道藩既是CC系元老，又與陳誠、蔣經國關係密切，大陸時期出任過交通部、內政部、教育部次長，會寫能畫，還能編戲劇，有蔣介石的“文藝鬥士”之稱。他現在是中央改造委員，且兼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中華日報》董事長數要職，負責文化領導工作。選用張道藩當“立法院”院長，則是蔣介石的一種折衷辦法，他的“兩邊親”的處事風格可以緩和CC系與陳誠系的矛盾，在兩者之間取得一種平衡。
12月，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祕書長張其昀按照蔣介石的授意，找到張道藩，悄悄透露這個好消息，説：“總統希望你去接任立法院長。”
他本是事先報告喜訊且探探對方口風的，誰知張道藩反應十分激烈：“不成不成，我絕對不能當！”
他為什麼不當？張其昀知道他就是典型的CC系，以為他不迎陳立夫回國，自己接任院長，怕遭到眾人的反對，特意強調告訴他説：“總統堅持要你去出任。”
“不成不成，我絕對不能當！”説罷，張道藩還補一句説，“就是總統本人來找我，我也不會當的，此事絕對不行！”
為了避免蔣介石親自找他談話，月底，張道藩未雨綢繆，搶先致函內政部，要求自行辭去“立法委員”職務。
他辭去“立法委員”的目的，就是要徹底脱離“立法院”，避免被推舉為院長人選。
其實，張道藩也不是什麼絕對的不當官之輩，否則，他也不會上到如此高位。然而，這次他為何如此決絕？除了這次驅趕劉健羣本意是迎回陳立夫的原因外，張道潘本人也有劉健羣這樣那樣的可能被“立法委員”趕下台的“潛在毛病”。他最大的毛病不是劉健羣那樣的“貪”，而是“好色”。
張道藩年輕時留學英法學習美術，後來才“學畫不以畫為業”，一腳邁進了政壇，為蔣介石負責領導文化工作。自古文人多風流，張道藩也不例外。學畫的時候，他就支持劉海粟的裸體藝術。在重慶時期，他把好友、著名詩人徐悲鴻的妻子蔣碧薇魔法般變成自己的情人，直接導致1945年12月徐蔣離婚。而張道藩本人一直有法國籍妻子素珊和孩子，卻過着包養蔣碧薇的金屋藏嬌生活。現在，素珊和孩子被張道藩送到千里之外的澳洲法屬新克利多利亞島，他表面上一個人在台北當裸官，其實住在台北温州街96巷6號他為蔣碧薇置辦的家裏。這是一座日式平房獨院，入院後正房三間，右邊門牌掛着“張道藩寓”，左邊掛着“蔣碧薇寓”，兩人公開同居一院，再次成為台灣媒體熱衷的緋聞。“立法院”裏“大炮”奇多，説不定哪日哪位“大炮”拿這事“開炮”，他張道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立法院長”肯定幹不下去。古話説，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此，張道藩決定現在不去沾“立法院”院長這腥兒，免得屆時身敗名裂。
但是，他給內政部的信函送去後，石沉大海，一直沒有下落。
孰不知，他的這個堅決拒絕姿態，反倒讓蔣介石很喜歡。因為這表明他張道藩沒有政治野心，無意追權奪利啊。蔣介石更加不放他了，先後兩次召見談話，不准他推辭。但是，在情場上如履薄冰的張道藩還是堅辭不就，被蔣介石逼急了，脱口而出：“我這是去飛蛾撲火啊！”
“這個工作非要你去幹不可。”蔣介石説，“今天國家到這樣地步，就是要你去犧牲，你也要去犧牲。我們就這樣定。”
張道藩沒辦法，只好答應了。
1952年2月，中央改造委員會正式內定張道藩為“立法院長”候選人。隨後，蔣介石以“總統”身份提請“立法院”議決。
3月11日，“立法院”舉行大會。500多名“立法委員”聚集一堂進行投票，多數票支持張道藩。
張道藩當選“立法院長”後，黃國書交出“代院長”職務，仍回任“副院長”。
這是CC派的一大勝利。
17日，張道藩走馬上任。
上午接事，行禮如儀。隨後，他沒有按以往慣例宴請“立法委員”們聚餐慶祝，再説一些感謝、希望配合的客套話，卻拉上大陸時期文化運動委員會時的老部下唐仁民徑直去了沅陵街，私自掏錢購置幾束鮮花，直奔泰山祭奠陳果夫去了。
張道藩正式上任後，接受前任劉健羣的教訓，成立“立法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由院會推選委員負責經費審核。並且，他對外聲稱：“本人不問金錢，機關事務委託祕書代拆代行。”準備做一個超然的“三不管院長”。“立法院”的CC派同仁立即恭維説：“新張大慶，大道之行，破除藩籬。”
但是，陳雪屏聽到這把“張道藩”名字都嵌入其中的恭維話後，公開在媒體記者前批評張道藩道：“且樂且悲，亦文亦俠，多才多藝;非佛非仙，是莊是諧，不老不少。論品行私德，還不如席儒(劉健羣)呢！”暗指張道藩那些見不得人的風流事。
孰不知陳雪屏維護的“席儒”，在抗戰時期因為失戀，也曾一度出家做和尚。因為前後兩任院長都是“愛情”上的風流人物，坊間便有人稱“立法院”為“風流院”。
這讓張道藩知道後很生氣。在“立法院”第一次院會上，他不得不澄清道：“中華民國是法治國家，立法院就是法制的淵藪，是由高尚人士組成，豈可與花柳妓院堪比！以後此類言論如果發現，一定重究。”
張道藩當院長了，“立法院”開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對他負責的文化領域“立法”。3月24日，“立法院”通過台灣《出版法施行細則》。其中，第27條規定：“戰時各政府及直轄市政府為計劃供應出版品，及中央政府之命令所需之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料，調解轄區內新聞紙雜誌數量。”根據這個規定，4月11日，“行政院”下令停止報紙登記，並限定原有報刊的張數和版面。這就使得新報紙無法誕生，老報紙無法擴展，從而開始了台灣延續35年之久的“報禁”。
“報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細則》。在“立法院”討論這一法案時，CC系立委胡秋原、費希平和無黨籍立委成舍我，均慷慨陳詞，指出這一法案違背“憲法”及“自由言論”的原則，不能通過。後來此法雖獲通過，但費希平等仍不斷在“立法院”呼籲，要求廢除此法，稱這個退步。但由於張道藩等人的堅持，反對意見一概被排除之外。
CC系的張道藩成功當選“立法院長”，還讓陳誠土木系不舒服。他們再次反擊，在“行政院”出手，揭露CC系的內政部部長餘井塘、經濟部部長鄭道儒的“失職”和“舞弊”行為。
4月24日，陳誠主持“行政院”院會，進行內部人事調整。內政部部長餘井塘提出辭呈，辭去內政部部長職，專任政務委員;其內政部部長由政務委員黃季陸繼任;經濟部部長鄭道儒提出辭呈，由前度激烈批評台灣外匯制度弊端的財政部政務次長張茲闓繼任。
隨後，蔣介石明令對諸人進行任免。
陳誠對CC派的這個還擊，使得兩派再次達到平衡。就這樣，由去年10月份以來的院長危機總算過去了。
第二個危機就是“立法委員”的任期危機。
按照當初南京行憲時製成的憲法中立法委員任期三年的規定，1951年5月，第一屆立法委員任期已滿，依法應宣佈“立法院”解散，並於解散前三個月內選出第二屆“立法委員”。可“國民政府”只剩下一個台灣省，但若真這麼辦，則第二屆“立法委員”只能在台灣選出。這樣，就無法具備全國代表性，國民黨的法統立告中斷，“中央政府”也就無“中央”可言。
這當然是一條走不得的死路。
對於這個由於“立法委員”的任期引起的法統危機，1950年12月，“行政院”就呈請蔣介石諮商“立法院”，議決同意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繼續行使立法權，延期時間暫定為一年。而到1952年年5月，延期一年就到期了。雖然張道藩出任院長，“立法院”有了掌門人，但依照憲法，“立法院”卻在一個月後就要解散了，第一屆“立法委員”也要卸任散夥了。怎麼辦，張道藩只好找蔣介石想辦法。
蔣介石哪有什麼好辦法？只好照葫蘆畫瓢，再次違反民主程序，下令張道藩仿照前次辦法，繼續議決延期一年。
5月2日，張道藩召集院會，不費多少口舌，才令眾“大炮”同意蔣介石的諮商，決議本屆“立法委員”繼續行使“立法權”一年，使得張道藩的“院長”和立委身份又“合法”了。
然而，在台灣地方選舉完成後，12月1日，張道藩又來到了“總統府”，向蔣介石再次提出説：“立法院第二次延期，明年5月份又到期了，必須早早作出準備。”
這年年延期，一延再延，致使“立法委員”和“立法院”的合法性廣受外界質疑，李宗仁、毛邦初等人就是利用“延期”的不合法性，一次又一次地對蔣介石“總統”身份發難，像胡適這樣的人，也一再反對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延期做法。這種窘境，也使得張道藩和眾“立法委員”不敢細想自己的職位是否是正當，領着薪水和舉手表決時，總不是那麼理直氣壯。有的委員乾脆公開説：“再不從法統上落實，這宛如給人家當小三似的委員，不當也罷。”
為此，張道藩説：“必須採取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
張道藩故居
但是“國土”只剩下台灣一省，這個選舉範圍比當初對日和約的適用範圍更難以解決。因為沒有大陸地區選舉出來的委員，就根本不可能代表大陸，“中華民國”就不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合法政府。
蔣介石一時想不出好辦法，只好回覆説：“儘快開會研討。”
隨後，陳誠提出一個建議，對《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進行“修法”，即把不利目前現狀的種種條款都進行修改，剔除，這樣一切難題都可以解決。
於是，蔣介石找來張道藩，下令他組織“立法院”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以圖徹底改變這種年年延期、年年讓人指責的做法。張道藩本來就是御用文人的品性，受命後就回到“立法院”，找來副院長黃國書：“修法，修法！”
“修什麼法？”黃國書莫名其妙地問。
“總統要求我們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委員們採取年年延期的方法，得改變。”張道藩説，“因此，希望你請專家和委員們進行研討。”
年底，“立法院”召開院會，對修改兩部組織法進行討論。會上，“大炮”們各抒己見，吵不得不可開交。這給1953年的立委不需要延期之事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似乎修法的方法也不是那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