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離開西安時發表了一個《蔣委員長離陝前對張楊之訓詞》。蔣介石説：“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他指責張、楊説：“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責”，“爾等將餘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壞綱紀之舉動負之”。他還標榜自己道：“餘生平作事，惟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西安事變就此和平解決了。
蔣介石回到南京，當時有那麼一個所謂“舉國狂歡領袖回京”的場面。陳公博回憶説：“蔣先生離陝的那夜，説張、楊服從蔣先生的命令了。然而西安那夜也全城放鞭炮，警察也一樣地拍老百姓的門叫放鞭炮，説蔣先生服從張、楊的主張了。”蔣介石為了表明自己對事變的責任，在12月29日特呈請辭去行政院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經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加以慰留，給一個月藉資療養。
張學良陪蔣介石到南京後，就被交軍事委員會處分。12月31日，軍委會軍法會審，判處張學良徒刑10年，剝奪公民權5年。4天之後，即1937年1月4日，又明令特赦，交軍委會嚴加管束，蔣介石在溪口發表了《呈請國民政府赦張學良文》：“竊以西安之變，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惑於人言，輕於國紀，躬蹈妄行，事後感懍德威，頓萌悔悟，親詣國門，上書待罪。業蒙鈞飭交軍事委員會依照陸海空軍刑法，酌情審斷，處以十年有限徒刑，大法所繩，情罪俱當，從輕減處，已見寬宏。”又説：“敬懇鈞府俯念該員勇於改悔，並恪遵國法，自投請罪各情形，依據約法，更沛仁施。將該員應得之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功，努力自贖，藉瞻後效，而示逾格之寬仁是否可行？理合備文呈請，仰祈鑑核施行。”這一場“審張”、“赦張”又“管束”的戲，實際上是給蔣介石一個體面的下台階。
為了使西北有一個安定的局面，蔣介石於1月7日由溪口致函張學良説：“中在鄉醫囑靜養，山居極簡，略癒準當約兄來此同遊。關於陝甘軍事善後辦法，中意：(1)東北軍應集中甘肅，其統率人選，可由兄推薦一人，前往率領，免使分散，以備為國效命。(2)(楊)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綏靖職務，可囑其與墨三(顧祝同)切商辦法，應照已發電令辦理。請由兄手翰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不可再錯到底，如是不但部隊與地方得以保全，亦即所以救國自救也。尤須使虎城知全國公論，此次中央只令虎城撤職留任，而對部隊又妥為處置，備極寬大，若再不遵中央處置，則即為抗命，國家對於抗命者之制裁，決不能比附於內戰，而且中央此次處置，全在於政治，而不用軍事，亦已表示於國人，故彼等必須立即決心接受，不可有絲毫猶豫，方為自救救國之道。知兄近日關懷時局，必極望早得妥善之解決，以利國家，務望即以此意剴切函告虎城及各將領，使之安心遵從命令，兄如有所見，並請酌為補充。”
14日，蔣介石在溪口覆函楊虎城説：“米主任來奉，詳誦來書，藉悉一是，漢卿兄問題，中已於志剛同志帶奉函中詳述之，此時為國為友為公為私計，皆無回陝之理，明達如兄者當然能瞭然，望勿再以此為言，須知中與彼同一境地，中雖在鄉休假待罪，要知陝甘事變未了，與漢兄為國家計，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則國不成國，人亦非人，復何革命抗日之可言。茲為陝甘袍澤與革命前途計，漢兄特提二案，對兄等之意見，決不抹煞，望兄以國事為重，應知革命創業之艱難，歷史養成之不易，耿耿此心，惟冀覽察，餘托米主任轉達。”
19日，蔣介石再詳函楊虎城，指責楊虎城説：“兄等依然固執己見，不察國家之需要與事實，有出於尋常意想之外者，由兄等所提之要求，測兄等近來之心理，一方面以表示就職，掩蓋國人之耳目，一方面則欲更進一步的割裂軍政，破壞統一，以造成西北為特殊區域，表面雖宣佈就職，較之未表示就職以前，其為患於國家者將更大，而自身之表裏不誠，將何以逃國人嚴正之責備。”
他進而提出了三條意見：一是表示“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二是表示不能放張學良回陝，“陝甘之統一一日未復，即中與漢卿之罪責不得一日而卸除，漢卿深知此意，故並無回陝之請求而惟望問題之速了”;三是認為楊虎城的主張“何異將陝甘一切，悉令特殊化，何異於要求中央放棄其國防建設與後方根據地”，要求楊虎城“即應簡單坦白，放棄錯誤，昭示誠悃，表裏一致，接受命令”。
最後他又威脅性地説：“中正負疚之身，休假山居，本無任何之職責，兄等若必孤行到底，此後不獨西北問題非中所欲置喙，即漢卿今後之行止如何，亦非中之所願過問，追念多年患難與共之情，及國家不堪再誤之危況，輒不禁質陳所見，而致其最後之忠告，何去何擇，惟兄及東北諸將領共察焉。”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介石要陳布雷替他寫一本《西安半月記》，從1936年12月11日起記，直至記到12月26日。陳布雷在1937年的日記中説：“2月2日，蔣公赴杭州，餘與鄭醫師等同行，在杭州度陰曆年，闢室新新旅館，撰西安半月記。”《西安半月記》把每一天的主要活動記下來，把蔣介石的一些思想即內心活動也記下來了。這本《西安半月記》反映了蔣介石頑固地站在他固有的立場上，對西安事變提出這樣幾個結論。
第一，認為這次事變是“幾搖國本”。
蔣介石把這一事變列入“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而西北國防交通、經濟建設，竭國家社會數年之心力，經營敷設，粗有規模，經此變亂，損失難計。欲使地方秩序、經濟信用規復舊觀，又決非咄嗟可辦，質言之，建國進程，至少要後退三年，可痛至此！”
第二，認為這次事變是“叛亂”。
開始，蔣介石“猶疑為一部之兵變”或中國共產黨“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後來，蔣介石認為“此決非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再後來，蔣介石認為“此決非局部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擾”。而且蔣介石把它同1922年6月陳炯明叛亂相比較。
第三，抱着頑固到底的決心，不願談判，不讓向他提出條件，而且以死要挾。
蔣介石要邵力子轉告張學良：“漢卿平日在餘前暢所欲言，但在今日，則必漢卿不提出任何條件，餘方能傾聽之。”他一再表示所謂“已決心犧牲此身”，以維持什麼“國家之正氣”，表示要“成仁取義”。他還給宋美齡寫了一封信説：“餘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餘決不愧對餘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視如己出，以慰餘靈，但餘妻切勿來陝。”這似乎是一封遺書，準備至死不改。
第四，隨着瑞納、宋子文及至宋美齡等人來陝做工作，蔣介石的態度開始有變化，答應了讓他回京後，條件可以接受，蔣介石的話是這樣説的：“餘不回京，任何一條皆不能實行，亦無從討論，不問為八條四條也。”這本《西安半月記》的字數不多，僅一萬多言，但字字充滿了對西安事變歷史真相的歪曲與對張、楊的仇恨，句句吹噓他的所謂“堅貞不屈”與對張、楊的“不讓步”，處處攻擊事變會將歷史拉向後退。這本書唯一可取的，是把每一天的活動記下來了，而活動的內容則完全按照蔣介石的立場與觀點，加以杜撰。
與《西安半月記》相匹配的是宋美齡搞了一本《西安事變回憶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曾不讓這本《回憶錄》出版，但又無奈，最終還是讓它出版。同《半月記》相比，這本《回憶錄》就可以作為歷史的參考。書中明顯的有幾個比較符合當時歷史面貌的觀點：
第一，關於事變的性質，宋美齡認為：“餘則視此為決定我國命運最後一次革命正義之關鍵也。”她進而分析説：“西安事變之經過，其情狀之複雜，決非中國既往一般稱兵作亂之叛變所可比擬;而其關於國際與外交者尤有特殊之形勢，倘處置失當，即釀成民國以來空前之戰禍。至其對於內者，則包涵個人與全國各種複雜問題，且有最猛烈之爆炸性蓄積於其間。”所以對這樣一個事件，要做到有正確的看法，宋美齡説：“今欲事後回溯，表現其準確明瞭之事實，固非易事;苟勉為之，首應排除個人之情感，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各方面同時活躍之經過，方能窺得其真相之全豹。”
第二，關於南京政府要採取的措施，宋美齡認為：“真相未全明瞭之前，遽於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餘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慮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餘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宋美齡覺得對這個事變的解決辦法應是：“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
第三，關於亊變的具體解決，宋美齡一一記下了她的活動：“餘迭向京中諸要人剴切陳述;於未得確實消息之前，務鎮定其態度，信任民眾精神上之後援，勿採急遽之步驟”;派端納赴陝，託帶手書私信給蔣介石，“函中述餘深信吾夫一切措施，皆以民族利益為本，餘日夕為彼祈禱上帝，願彼寬懷”，另又手書一信致張學良，“告以彼等此舉將使國家前途受嚴重之打擊，餘深信其魯莽滅裂之舉動，初無斷送國脈陷害領袖之惡意，應及時自拔，勿貽噬臍之悔”;在南京大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使人們相信“當時局勢雖黑暗危殆，然餘深感必有可以解決之途徑”，“為國家計，不得不呼請諸公妥覓和平解決之途徑”，“委員長之安全，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之聯繫，此餘之所以主張必用和平方法以保其安全也”;要黃埔出來的將領“於未明亊實真相前，切勿遽加斷定，遇事鎮定，勿尚感情”;派宋子文赴陝，實為打前站、探路，“我等主張：政府雖不能與叛變者直接談判以自貶威信，亦應准許我等作勸導叛變者之工作”;最後宋美齡親自出動，其心情是“一星期來，今日獨異常晴朗”，見蔣後一再勸蔣介石“此後君不應輕言殉國矣”，告訴蔣介石“倘處理得宜，或可立即解決”。
第四，關於同中共的接觸。宋美齡先説一段：“我等此次到陝，尚未聞‘赤禍’之威脅，有如外間所傳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訴，共黨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且主張立即恢復其自由。然我輩不能健忘彼等過去殘酷之行動，今雖一時沉默，仍未減其威脅之危險性。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棄其昔日之政策與行動，然我亦不願信此無稽之談也。”又説她同“一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即周恩來)“長談二小時”，她對周恩來的談話“注意靜聽，察其言辭中，反覆申述一語並不厭贅”;第二天又交談，宋美齡在攻擊了一番中國共產黨之後，還是提出所謂：“國難如今日，民族運動者如為真正之愛國者，應即放棄其不能實行之政策，各盡其在中央領導之下誠意協作之任務。”
這本《西安事變回憶錄》比《西安半月記》多了1000多字，是一口氣敍述下去的，許多文字比較符合歷史面貌，而立場、觀點仍同蔣介石一樣，她借張學良的口，稱事變為“劫持領袖之錯誤”，把蔣介石的作用吹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樣的，把她自己在解決事變中的作用竭力地加以表露。更有甚者，把她與蔣介石的釋放，吹為“中國全民眾解放之基，實亦肇於此乎”。
《西安半月記》與《西安事變回憶錄》在文字上的確有差異，這可能由於蔣介石身處其中，而宋美齡則旁觀者清，也可能由於宋美齡與蔣介石均代表英美在華的利益，而宋美齡更親近，更處在第一線;還可能由於宋美齡對張學良在幾個歷史關頭均站在蔣介石的一邊(如在東北擁蔣易幟、在中原大戰中擁蔣率軍入關、在九一八事變後替蔣背起了“不抵抗主義”的黑鍋等)，瞭解張學良，諒解張學良。
正因為這兩本書有差異，在國民黨內部反響也不一樣。陳公博的《苦笑錄》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敍述：“西安事變閉了幕，蔣先生和蔣夫人還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記》和《西安事變回憶錄》的合刊。一天中央政治會議正開會，宣傳部長邵力子剛坐在我的身邊，他正專心誠意地拿了一本草稿在看。我問他看什麼？他隨手把那本草稿遞給我，説：‘你看看罷，看有沒有毛病，這本書還沒有出版呢。我一看原來就是那本合刊，我花了半個鐘頭一氣讀完，會議還沒有散。‘這本書很有毛病，應該斟酌過才可出版。’我對力子先生貢獻。‘我也這麼想，你試説那毛病在哪裏？’力子也虛懷若谷地問我意見。‘我草草一看，便發現《半月記》和《回憶錄》很矛盾。你看蔣先生在《半月記》處處罵張漢卿，而蔣夫人在《回憶錄》倒處處替張漢卿辯護。而且蔣先生在《半月記》裏從不説他見過共產黨，見過周恩來，蔣夫人在《回憶錄》則敍述張漢卿介紹一個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來見，既説他是參加西安組織中之有力分子，又説彼等並未參加西安事變，這都是罅漏，容易露出不實不盡的馬腳。我認為既有《半月記》，就不出《回憶錄》也罷，如果《回憶錄》一定要發刊，非大加改削不可。’我對力子貢獻着，因他是一個宣傳部長，宣傳不妥，他也有責任的。‘你説得對。’力子很坦懷。這樣，這本《半月記》合刊，印刷好又停止發行，忽發忽停，反覆了三次，結果還是出世了，我責任不在宣傳，自然不管這些閒事。許久我又碰見力子，我問他為什麼還是讓它這樣矛盾，他説：‘蔣夫人一定要這樣，不肯改，我有什麼辦法呢！’”
2月18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報告西安事變始末》，同時呈請辭本兼各職。對西安事變，蔣介石是很痛心的，認為“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
不過，蔣介石在這裏是講準一點，即他的“剿匪”是受到了“頓挫”，逼使他走上抗日的路。蔣自己也表示：“今後我絕不‘剿共’。”所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應該説，蔣介石從“剿共”的位置轉過來了，轉到了抗日的位置上來。(來自史終如一的頭條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