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的發動者以及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
對此，學術界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中國社會矛盾激化説。楊拯民認為，西安事變的發生絕不僅僅是張、楊兩位將軍一時衝動下的偶然之舉，而是中國三十年代社會各種矛盾發展、激化的一必然環節。施文魁亦指出事變發生的原因是：第一，從根本上説，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引起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第二，紅軍對東北軍的打擊，使張學良感到繼續“剿共”毫無出路;第三，蔣介石一向利用“剿共”來消滅雜牌軍，使張逐漸覺醒;第四，東北軍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強烈願望影響張的轉變;第五，共產黨政策的積極影響，促使張放棄“剿共”轉向抗。
2.國民黨內部矛盾發展説。姬天舒指出：“西安事變的發生，國民黨內部矛盾的鬥爭和發展是其內在原因，它既是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右派、親日派相互鬥爭的產物，又是國民黨陣營中‘嫡系’和‘雜牌’之間矛盾尖鋭激化的結果。”馬成碧從張學良、蔣介石的政見分歧説明事變發生的必然性。張和蔣從不同的途徑走上政壇，他們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兩種根本對立的政治思想。張形成的是以愛國主義為主流的政治思想體系;蔣形成的是對外投靠帝國主義，對內獨裁的政治思想體系。兩人都主張中國要統一，併力行實現，但在如何實現統一以及在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和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態度等問題上則存在分歧，當矛盾雙方的鬥爭發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納的極限時，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張、楊採取了兵諫的方式。
3.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説。楊穎奇認為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對張、楊逐漸接受聯共抗日主張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動作用，對張、楊採取非常方式扣蔣兵諫，逼蔣實現抗日主張，亦起了間接的、重要的推動作用。
理由是：第一，從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積極主動地開展統戰工作，直接推動張、楊走上聯共抗日道路;第二，從1936年5月到9月，隨着中共逼蔣抗日方針的逐步確立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更廣泛開展，中共進一步推動張、楊堅定地走上聯共抗日道路，實現了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三位一體”的聯合抗日局面;第三，從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隨着蔣介石欲圖大舉“圍剿”紅軍，壓迫張、楊“剿共”的嚴重內戰行動，中共從挽救民族危機出發，有力地推動張、楊擔負起制止內戰，逼蔣抗日的重要歷史責任。隨着研究視野的逐步拓展，近來有學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重新詮釋西安事變發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認為中國三十年代社會各種矛盾的發展和激化不只存在於西安，同時也存在於全國。他認為當時國民黨情報失誤是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表現是：第一，國民黨情報掌握失真、行動決策失誤;第二，國民黨特工組織混亂、應變指揮失靈;第三，國民黨祕密電訊中斷、通訊聯絡受阻。王杉以現代化為視角，認為事變是在現代化的眾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發生的，是中國人關注中國命運的產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嘗試。她指出近代中國人由“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變，民族主義意識由傳統走向現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變得以發生的前提條件。李雲峯則從文化層面着眼，指出張、楊進步統一觀的形成，顯然是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説，他們在深受傳統文化影響之外，西方文化傳統與蘇化傳統的潛移默化功不可沒，他們的統一觀與蔣介石以傳統文化消極部分為主要基礎構成的統一觀相比較，其進步性不言自明。兩種統一觀的互相對立、衝突，發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決時，便有了異乎尋常的西安事變的爆發。
